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牛津学者献礼之作！前苏联解体后俄国新解禁史料为依托!世界各大媒体赞誉无数! 迄今最权威最生动的托尔斯泰传记!

作者简介

（英）罗莎蒙德·巴特利特，牛津学者，俄国文化史专家，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她的《安娜·卡列尼娜》最新译本被列为“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其最新著作，因其深刻的见地和优雅的文笔，在英国、美国及欧洲收获美誉无数。 主要著作：《瓦格纳和俄罗斯》（1995）《俄罗斯文学导读》（合作，1997）《契科夫传》（2004） 《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生活》（2010）

媒体推荐

本书令人赞叹，比传记更传记，比评论更评论……信息密集，超越传统传记体；见解深刻，比枯燥的文艺评论更深地抵达了他创作源泉的幽密之处。传主一再触及人类的灵魂，而本传记则亲密触摸了传主的灵魂。 ——《星期日电讯报》 巴特利特对这位文学巨匠非凡人格的刻画之深已超越前人……她对托尔斯泰小说的阐释非常到位，尤其在谈及他的悲剧婚姻时仍能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实属佳作。 —— 《旁观者》

图书目录

年表 引言 第一章 祖辈：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 第二章 贵族的童年 第三章 沦为孤儿 第四章 青年时代 第五章 地主、赌徒、军官和作家 第六章 文学的角斗士和悔改的贵族 第七章 丈夫、养蜂人和史诗诗人 第八章 学生、教师和父亲 第九章 小说家 第十章 朝圣者、虚无主义者和农夫 第十一章 教派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圣愚 第十二章 长老、变节者和沙皇 后记 布尔什维克的元老 注释

后记

我相信他们的榜样和他们的生平回答了我在早先几部专著中向自己和读者提出的问题：处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有可能进行反抗并始终保持完好无损的正直操守吗？托尔斯泰主义者用他们的生命悲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马克·波波夫斯基，1983 托尔斯泰下葬期间，雅斯纳雅·波良纳是全国民众关注的中心，他的遗孀起初忙碌不停。12月17日，丈夫去世40天忌日，遵照东正教纪念逝者的传统，索菲娅走到他的墓前，全村的男女老幼也都齐聚于此。人们把坟墓打扫干净，放上新鲜的冷杉枝。在场人员脱帽致敬，跪拜三次，吟唱《永生经》。托尔斯泰去世后的头几星期，来访者络绎不绝。索菲娅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均有简单记载，包括各种报刊的记者、圣彼得堡某学校的52名女生，一位从高加索来的穆斯林送了花圈，还有在此逗留一个月的妹妹塔尼娅。家人和朋友离去后，只剩下索菲娅独自一人悼念丈夫。雅斯纳雅·波良纳顿时处在冷落寂寥的氛围中。 索菲娅必须得适应自己从66岁开始孀居的事实，她势必感到极度的悲哀和歉疚：她在孤独和自责中度过了余生。她不无缘由地担心有人撰文——有人的确正在撰文——对她评头论足，同时，她又觉得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由她担任主角的戏剧已经落幕。一些人觉得，她似乎变得温顺谦和，好像她已如丈夫所愿经历了一番思想改造；另一些人则认为，大概只有她能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仍有超出以往的出色表现。自丈夫下葬至今，索菲娅一直愁绪满怀。眼下只有冬季宜人的天气，让她感到宽慰。阴冷的11月份终于过去，气温零度以下，天空清澈湛蓝，大雪盈野。1910年圣诞节前夕，她带上自己的相机走出家门给托尔斯泰的坟墓拍摄了几张照片，寄给远在罗马的女儿塔尼娅，尽管她在日记中坦承，看到寒凝大地天空碧蓝的美景心里更增添了几分悲伤。此外同样能使她聊以自慰的，是儿子们对她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仍然忠诚于她。她和女儿萨莎之间仍然互相疏远，与大女儿塔尼娅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1911年1月，善良的马克维奇医生永远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索菲娅觉得她因此失去了自己和丈夫之间另一种宝贵的联系。索菲娅很难不生出用心提防他人的感觉。萨莎仍和“令人憎恶”的切尔特科夫站在同一立场，尽管两人之间正在渐生嫌隙。另一方面，三个儿子在放荡不羁的举止做派的驱使下，很不恰当地匆匆提出事关父亲遗产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未来的令人不悦的问题。自从万涅奇卡·托尔斯泰夭折以后，庄园归索菲娅、伊利亚、米沙、安德烈和列夫共有（谢尔盖已放弃了自己应得的那份）。他们都希望把雅斯纳雅·波良纳作为文化遗产长久保存，只是缺少必要的资金——事实上，他们似乎一向手头很紧，总是依赖母亲的接济。虽然索菲娅深感忧虑，伊里亚、米沙和安德烈还是共同密谋，准备向一位美国富翁出售一些土地（列夫此时远在瑞典）。这可不是一个新主意，因为切尔特科夫早在1908年就曾留意物色一位愿意购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美国慈善家。切尔特科夫后来又打算把这些土地分给当地农民，因为他认为这可能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最好的80岁生日礼物，但是两种想法都不了了之。索菲娅的外甥亚历山大·库兹敏斯基此时受托尔斯泰的几个儿子之托代行其事。他于1911年1月1日准时抵达纽约，随身携带了一份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美国大富翁的名单。遗憾的是，他很快得知，犹太人至今仍被禁止在俄罗斯购买犹太人定居区以外的土地，因此，名单上的大多数人没有买地的资格。托尔斯泰生前一直是记者热衷于报道的对象，此时美国多家报纸竟相登出这项考虑不周的新提议引发各种争议的消息。索菲娅说服儿子们接受了一家俄罗斯报纸的采访，解释他们打算出售的只是土地，而不是房屋。 丑闻绝不仅止于此：记者们又利用托尔斯泰手稿争夺之战大做文章，这场争夺之战在两个敌对阵营间展开，切尔特科夫和萨莎为一方，索菲娅为另一方。托尔斯泰遗嘱的各项条款刚刚正式生效，一位律师便立即出现在历史博物馆，索菲娅曾将她拥有的托尔斯泰的手稿存放于此，这位律师下令将有关托尔斯泰的所有文献资料悉数封存。索菲娅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她认为自己仍是这些手稿的合法拥有者。她利用自己在博物馆的关系不让切尔特科夫和萨莎接触这些手稿。新版托尔斯泰作品选集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她已斥巨资将该选集的20册全部排版：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一场公开的较量。1911年1月，切尔特科夫发表了一篇有明显偏向的文章，记叙了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后几天的情景。不久，他又和萨莎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他们对于版权问题的严重不满。托尔斯泰的名字因而继续频频出现在俄国报刊上。塔尼娅恳求母亲让步，以阻止萨莎和她之间发生一场有损尊严和体面的公开冲突。这一问题将拖到三年之后才算了结。 …… 2006年——这一事件发生105年后，正教教会与托尔斯泰庄园首次举行正式会谈，这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对于俄国的国家生活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这次特别的会议于2006年3月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召开，学者们与正教教会的代表围绕革除教籍的意义展开了辩论。双方代表重新探究了最初产生冲突的起因和圣主教公会颁布的决定的合法性，并就其涉及的道德、宗教和社会的范围及结果进行了讨论，包括由它引起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公众反响的问题。俄罗斯新闻界广泛报道了此次会议，称教会和文学界之间这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至少可以说是激烈的”。作家阿列克谢·瓦拉莫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托尔斯泰和教会间的冲突是20世纪最令人痛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俄国革命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代表乔治·奥雷汉诺夫神父从宗教层面分析了托尔斯泰之死，为教会1901年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解，但他同时承认，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在俄国历史的“重要时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立即支持这位作家。由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随后基督教义的再次兴起，他补充道，俄国民众和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今成了热点问题。奥雷汉诺夫神父在2009年1月的一个讨论正教历史上的热点问题的小组中给出了另一份关于托尔斯泰的会议文件，但是讨论不可能超出学术范围。在今天的极权主义俄国，政、教之间再次建立密切关系，托尔斯泰学说必然看似和从前一样存在问题，存在危险。

序言

1895年1月，俄国的隆冬季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准备去几个老朋友的乡间庄园小住几日。他刚刚又和妻子为一本小说的出版事宜吵了一架，城市让他感到窒息。他想穿上旧皮衣戴上旧皮帽远离人群和高大建筑，在冷冽的空气中远距离地散几次步，好让自己的头脑放松一下。几位主人已将庄园内的几条小路打扫干净，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喜欢走人工修建的道路。即便是在年近七旬的高龄，他仍然喜欢在荒野中漫步，他总是大胆地走出栅栏门，双脚迈进深雪之中，朝着眼前的某个方向随意而行。一天傍晚，家中几个年轻的晚辈本想追随他的足迹，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们发现他那双裘皮靴在松软雪地里留下的每对脚印的间距都是那样大。 无法跟上托尔斯泰的步伐，这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因为他在一生中的各个方面都迈出了别人无法超越的步伐。年轻时他有过宏伟的抱负，但未能实现，偿清巨额赌债后，他转而创作篇幅特长的几部长篇小说，并生育了一大群孩子。每次和几个儿子一起骑马外出，他总是纵马疾驰，令他们难以跟上。后来他成为国家的道德领袖，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自从伊凡大帝在16世纪相继征服三位蒙古可汗并且创立了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居的俄罗斯帝国之后，凡事追求规模和等级便成为俄国人的显著特征。彼得大帝巩固了这一传统，他用创纪录的时间在芬兰沼泽区建起了圣彼得堡新都，使辽阔的空间成为圣彼得堡的典型特征。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逝世时，俄国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极其富有的国家。贵族们竞相建造豪华宅邸，他们搜集的艺术品，其奢华气派的程度，远甚于欧洲许多国家贵族的珍藏，生活上也是极为阔绰讲究。然而，贫困在俄罗斯同样普遍存在，造成贫困的是不人道的等级制度，全盘接受欧化、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贵族凭借这种制度统治失去自由的农奴，迫使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苟且度日。托尔斯泰既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同时也可能最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文化。 很多了解托尔斯泰的人都注意到他那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他敏于感受身体和情感的细微变化，其精确程度实不亚于一张石蕊试纸，他的作品之所以读起来如此扣人心弦，正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类行为不断变化的这些细节发现与表达的能力均已发挥到极致。他笔下人物的思想观念既独特又具有共性。托尔斯泰的超强的敏感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他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代表了从“悔悟的贵族”至“圣愚”等无数种俄国人的典型形象。只有俄国才能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也只有托尔斯泰才能几乎同时被视为沙皇一般高贵和农民一般普通的人物。托尔斯泰家的祖宅坐落于风光优美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从他出生在长期居住于此的贵族家庭起，到82岁最后一次离家外出为止，都一直过着地地道道的俄国人的生活。他年方三十几岁便出版了堪称民族史诗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不久人们便把他当作是国家的象征。后来人们又将他视为最著名的俄国壮士伊利亚·穆罗梅茨——这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中世纪勇士，直到33岁还睡在自家的砖炉上，然后又在保卫领土之战中屡创佳绩。伊利亚·穆罗梅茨是俄国传统中体力和心力强大的象征。在许多崇拜托尔斯泰的外国人看来，托尔斯泰又是俄国的同义语。“他是俄国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人的性格塑造意义非凡，对俄国的发展也有先见之明，就像克里姆林宫一样”，英国自由党官员亨利·诺曼爵士于1901年拜访托尔斯泰不久后如是写道。同时，对于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而言，托尔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国人民，因为他与整个俄国同呼吸、共命运”。 托尔斯泰过的是一个俄国人的生活，但其生活经历远比其他大多数俄国人丰富，既表现出“天生的享乐主义”，也表现出“基督徒的苦行主义”，哲学家尼古拉·贝德耶夫称这是俄国人典型的特征。起初他过着特权阶层的优裕生活，在家里接受外国教师的教育，还有农奴侍奉。19岁时成为富有的地主之后，很快表现出俄国“行为极端者”的派头，将继承的财产用于赌博和跟吉普赛女歌手鬼混。他卖掉几个村庄以偿还赌债，而且还搭上房子。他还占女奴的便宜，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品德败坏的俄罗斯地主。后来他有了俄国贵族的另一个高级身份：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他的大部分战友退役后回到乡间庄园生活，但托尔斯泰却成为一名作家——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前途的年轻作家。正是在此时刻他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初露端倪：他不想属于任何一家文学社团，也很快因为怪诞的观点和好斗的性格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视为异己。他对屠格涅夫感到失望，因为屠格涅夫不像他那样对写作郑重其事，同时因为他太容易受到西欧传统的束缚。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同托尔斯泰一样深系俄国，但他毕竟住在巴黎。托尔斯泰生前曾两度出国，但他的全副身心始终同俄罗斯紧密联系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一些作家与哲学家的影响下日趋成熟，思想观念随之逐渐成形，他也不可避免地跻身于俄罗斯的知识阶层——那些因教育背景相似和通常对政府持批判性姿态的人们组成的俄罗斯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此外，他在面对俄国农民阶层时深感歉疚，因而为自己身为贵族心生悔意，觉得自己竟与不道德的农奴制同流合污，真是一种耻辱。托尔斯泰开始像民粹主义者一样视农民为俄国最优秀的阶层，认为农民是国家的未来，而且在农奴制终于被废除时致力于乡村基础教育事业，教儿童读书写字。但反复无常的他，一年后便放弃了规模正在扩大的若干所学校，转而结婚成家。他与挚爱的妻子索菲娅（索尼娅）·别尔斯琴瑟和鸣，这使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堪与荷马媲美的巨大成就：《战争与和平》产生于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良心过度受责，托尔斯泰不愿继续走伟大小说家的人生之路。他在七十年代的头五年再度投身于教育事业。这次为了辅导情况各异的俄国儿童读书写字，他设计出一套将《初级课本》和几本辅导读物合为一体的教育模式。他自学希腊语，而后相继推出用简单语言翻译的《伊索寓言》、自己创作的许多故事，以及依照俄罗斯壮士传奇和圣典片断改编的若干故事。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后来重新开办，托尔斯泰家族的几个大孩子则充当该校的老师。托尔斯泰在这几年最出色地履行了一个父亲的职责。他曾带领家人前往萨马拉（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城市，旧称古比雪夫。——译注）大草原上新买的庄园，在巴什基尔人和马群的相伴下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夏假。这种粗犷而质朴的生活方式令他陶醉，尽管他的妻子并不喜欢。 七十年代的后五年，事情开始遇到转折。1873年，即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年，他首次代表濒临饥荒、身陷绝境的广大农民呼吁全国民众及时相助。以当时的俄国为背景的《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托尔斯泰在遭遇挫折时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和对死亡的思考。起初他从宗教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并且像俄国各地几百万朝圣者一样，是一些神圣的修道院的常客。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样，托尔斯泰倾心迷恋奥普提纳·普斯汀修道院的几位长老——这些僧人恢复了早期教会的神父遁世苦行的传统，超然于正统教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之外，并因心灵的智慧而受人尊崇。不过在他看来，能有更多智慧与人分享的还是农民，于是他再次前往奥普提纳·普斯汀，而且是一路步行，身穿农民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粗布鞋，像是一个Strannik（云游四方的人）。Strannik是终生都在步行去一家家修道院朝圣、依靠旁人布施为生的一个群体。俄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四处流浪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尔斯泰越发渴望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很早以前他就开始穿得跟农民一样朴素，但不久他又想散尽个人的所有财产。 托尔斯泰从对宗教的极度虔诚，走向极端的虚无。1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看到光芒，并将他的心灵之旅记录在一部以《忏悔录》之名渐为世人所知的作品中。他还对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且推出了福音书的一个“新的、质量较高的”译本。他在80年代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宣传的基督教义也已经过他一番追根溯源的彻底分析。同时，因为找到了新的信仰，他势必要严厉抨击他在所有的国家制度中发现的各种弊端，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君主制。此时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已变得非常紧张，在他放弃自己所有新作的版权并将全部个人财产交给家人后更是如此。他在广泛传播于俄国的民间教派信仰中找到了相似的精神，这些教派的信徒大部分是农夫，而他也渐渐变成一个新的教派信仰的领导者，尽管追随他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样良心受责的贵族。这些托尔斯泰的信徒有时会竞相践行最道德无私的生活准则，放弃钱财，依靠自己的辛苦劳动维持生计，将所有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因此一个虔诚的托尔斯泰信徒甚至整个夏天都不会身穿腰部束带的长袍、头戴帽子，足登韧皮鞋，为自己不再是私有财产的奴隶而感到欣慰。 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已经成为俄国最负盛名的人，因为他被迫写了一些极有争议的文章，阐述他对基督教、传统教会乃至俄国政府的看法，而这些文章因其曾经遭禁反而更加助长了人们的阅读热情：这些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畅销一时。1892年饥荒到处蔓延，托尔斯泰率先投入赈灾工作，从而确立了他作为俄国最伟大的道德权威人物的牢固地位。结果不断有人造访他在莫斯科的住宅，许多人只是想和他握握手。其中有一位年仅23岁、名叫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带着一股平素惯有的莽撞劲，和他的表弟一起出现在托尔斯泰家门口，很快注意到托尔斯泰一身农民的装束，与他“绅士般的言行举止”很不相称。托尔斯泰此前一直在梁赞省参与赈灾工作，眼下正在家里休息，他与这两位来自圣彼得堡的颇有审美眼光的年轻人一起谈论施粥场。佳吉列夫对他的继母说起自己当时的印象： 我们刚刚出门走到街上，便忍不住大声惊叹：“他是一位圣人，他真是一位圣人！”我们感动得几乎流泪。这位伟人的身上有一种真诚、感人、神圣而又难以言传的气质。有趣的是，和他拥抱时我们碰到了他的胡须，过后好一阵我们都能嗅到那股气味…… 托尔斯泰在一生中的最后二三十年里接待了数以干计的来访者，他也因很少将某个陌生来客挡在门外而受到称赞。他很快开始被人们尊称为“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长老”。 托尔斯泰一生总共收到5万余封信件，其中有9干封来自国外。托尔斯泰信仰运动的著名幕后推手弗拉基米尔·切尔特科夫曾先后为托尔斯泰物色数名秘书，协助托尔斯泰尽可能多地回复各种来信（《托尔斯泰作品全集》总共收入他的8,500封复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不止于此）。身世显赫的切尔特科夫不仅成为托尔斯泰生前的挚友，而且还是他生后主要作品的出版者。托尔斯泰的家人常常感到自己被他冷落。他的妻子索菲娅包揽了繁重的家务，几乎独自将8个子女带大，其中几个很难管教。另外她还承担了出版丈夫旧作这项艰巨的工作，从而确保家庭能够有一些收入进账，尽管托尔斯泰曾为这项收益可观的产业伤透脑筋。身为托尔斯泰家庭的一名成员殊非易事。索菲娅1892年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塔尼娅在莫斯科跟某人说，‘我真不喜欢有一个出名的父亲’。我也不喜欢有一个出名的丈夫，实话告诉你！”。 最后一部小说《复活》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誉。他出版这部小说，是为了资助杜霍博尔教派成员移居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可以享有宗教自由而不会遭到迫害。俄国东正教会终因托尔斯泰在书中某一章竭力嘲讽一场弥撒而被激怒，从而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托尔斯泰加入了著名的俄国变节者的阵营——诸如史丹卡·拉辛和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等叛教者。托尔斯泰因其享有的盛名而能做其他俄国人很少能做的事情：直言不讳。当局无法阻挠他这样做，因为他们深知，无论将他逮捕或是流放都会激起国际公愤。托尔斯泰便利用这种形势，行为举止俨若“圣愚”，以便直言不讳地指出沙皇是一个极不称职的国家领导人。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俄国人普遍觉得托尔斯泰才是“真正的”沙皇。 托尔斯泰在他总共82年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生活，虽然他集中体现了普通俄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但其中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比如他对造成俄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商人一向抱有厌恶的心理，对代表帝俄官僚阶层的chinovllic，对那些raznoChinets（“混杂阶级”成员），即出身社会底层、经常以激进的‘欧化派’自居、急于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也同样表现出一个贵族特有的鄙视。托尔斯泰也绝非“奥勃洛莫夫”——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创造的最有名的小说人物，书中的他懒得出奇，一直躺在床上，过了好几章才爬起来。托尔斯泰虽经多次努力，但始终未能养成最为俄国人看重的谦逊的美德，而奥勃洛莫夫却能在不经意间表现这种美德。此外，我们不妨将托尔斯泰的另一种生活经历作为补充，虽然它不是俄罗斯的生活：托尔斯泰几乎被视为车臣的荣誉公民。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斯克是托尔斯泰在19世纪50年代随军驻扎过的军事基地，此地的托尔斯泰博物馆规模不大，是车臣领土上仅有的一座在近年车臣与俄罗斯交战期间未遭关闭的博物馆，而位于格罗兹尼的国家博物馆却遭到亵渎。立于博物馆前的托尔斯泰塑像也一直完好无损。 车臣国人敬重托尔斯泰，是因为他在高加索服役期间与他们交朋友（这在俄国军官中确实极为罕见，因为他们普遍瞧不起当地人），并且从正面描写他们。1994年成为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馆长的托尔斯泰后世嫡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车臣人认为，托尔斯泰最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山里人的性格，真实地描写了他们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情景，最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宗教、民族以及其他特征。”萨莱夫迪·扎吉波夫于2008年接替其父亲任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斯克托尔斯泰博物馆的馆长，他也指出托尔斯泰与19世纪车臣的一位牧师、苏非派领袖谢克·昆塔·喀迪，两人的反战学说有一些相似之处。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斯克博物馆经过修葺后于2009年12月重新开放，维修资金由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私人赞助。 虽然托尔斯泰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的一位伟大作家，但又始终是一个充满矛盾、颇有争议的人物。当他遇到弗拉基米尔·切尔特科夫时，他的婚姻生活已经陷入低谷，正是因为他对这位挚友过于迁就，致使本已糟糕的婚姻状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更是糟得不可收拾。切尔特科夫在处置托尔斯泰遗产一事上施加的影响，意味着他对有关事件的看法，一开始就压倒了表示异议的声音，主要是已故作家可怜的遗孀的声音，他已取代了她在其丈夫感情生活中的地位。2006年为了纪念她而出版的一部学术作品集和2010年出版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的第一部俄语传记，见证了苏联解体后人们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索菲娅在丈夫去世前一年显得病态多疑情绪失控，这倒是情有可原。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原谅，因为无论根据哪种说法，她的丈夫都待她很不好。他的强处也正是他的弱处，他对女性的态度总体而言无足称道。索菲娅不像她几个女儿一样主张素食，她也不想放弃金钱和私人财产；她只想保持自己业已习惯的舒适的生活方式。索菲娅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女人，但她无私地放弃了自己本来可以继续培养的所有兴趣爱好，为的是接连生育丈夫想要的一个个孩子，同时帮他誊抄手稿。多年来她倾力相助的这个男人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竟致完全忽略了家人的需求。况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一心思变，就指望妻子乖乖听命于他，去过一种精神上超脱世俗的苦行者似的生活，这也未免有失公允。但是她也有过错，她性格倔强，不明白她其实也可以像切尔科夫一样控制别人。 托尔斯泰遭到不少人的诋毁和诽谤。其中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布特，堪称辩才出众，言辞犀利，他敬佩身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但也撰文对托尔斯泰思想家的身份进行了有力而恶毒的攻击： 他希望超越小说家的身份，甚至想当一个天才。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先知或者预言家，尽管那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想当上帝……他想纠正上帝听任世界变得不完美和充满罪恶的错误。他，托尔斯泰伯爵……夺取上帝的神职。但这一神职已由上帝担任，而且被上帝牢牢抓住。于是托尔斯泰向上帝宣战，用各种手段与上帝较量。唉，尽管他已经发动过多次攻击，每次都用伪基督徒的言辞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但每次都败下阵来。事实上，为了雪耻报复，他开始否认圣父，忽视圣子，摒弃圣灵。没有人在挫败托尔斯泰后还能一走了之。¨ 布特承认托尔斯泰对当今时代的许多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诸如素食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和动物保护运动，他的论证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哲学思想曾先后受到甘地、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译注）和马丁·路德·金的推崇。再者，如果单纯将托尔斯泰当作艺术家和思想家看待，就会忽略他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做的重要工作。 除了卷帙浩繁的小说作品之外，托尔斯泰最伟大的遗产或许是他生前对俄国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别的撇开暂且不论，单单为了三件事他就应该广受民众拥戴。一是在一个文盲大量充斥的国度致力于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准；二是在国家濒于饥荒时投入赈灾工作；三是敢于向盲目自满、腐败透顶、惯于漠视民众贫苦的政权大胆进言。无数的人接近托尔斯泰时心里暗怀疑虑，但是离开他时，就像佳吉列夫一样，已经对他的真诚信而不疑。虽然他的几个儿子时时和他唱反调，但几个女儿却对他很忠诚。无论他的一些念头有多荒唐，他对生活始终不懈的热情还是有一些感染力的。 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理解一位真正高于生活的人。托尔斯泰在十六七岁开始写日记时就带着这一任务，而且从未放弃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尤其如此。托尔斯泰一直试图通过他的创作了解自己，无论是利用小说人物这一公开途径，还是借助带有几分私密色彩的日记。的确，正如学者伊丽娜·帕佩诺猜测的那样，他甚至想通过用日记将自己记录下来的方式，延续他在描写小说人物深浅不同的心理过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说概括和描写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一项势将归于失败的任务，就像许多俄国人的乌托邦之梦一样，那么他思想的浩瀚深邃则让我们深信他确实具有人道精神。 对于俄国从事托尔斯泰研究的一流学者而言，绘出托尔斯泰艺术和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是一项令人生畏的艰巨任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前任秘书尼古拉·古谢夫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撰写的托尔斯泰传记，虽然是一部多卷巨著，却为何定下《传记素材》这样一个低调的书名。他在1967年以85岁的高龄逝世，其时这部传记仍未告竣，由他的学生莉迪亚·格罗莫瓦一欧普尔斯卡娅接着写。她在古谢夫的四卷的基础上添加了两卷，但她同样没等这项任务完成就溘然离世，托尔斯泰最后18年的人生经历留待后人续写（这位著名的学者在2003年离世前，出版了新的百卷选定版《托尔斯泰作品全集》）。虽然涉及托尔斯泰早年生活的资料极为有限，迫使传记作者只得依靠他在晚年编纂的时有讹误与残缺的回忆录，但有关他晚年生活的资料之丰富翔实让传记作者面临着不同类型的诸多困难。列夫·托尔斯泰毕竟早已闻名遐迩，因此作者为给这位“圣人”立传而记载许多事件时他不仅健在，且比较年轻：第一部传记出版时他刚60岁出头，而且远在德国。托尔斯泰传记中时常出现的许多俗滥的套语一“俄国的伟大作家”，“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长老”——也可能会给人一种疏远的感觉，亦如他的性格中的种种矛盾一样。托尔斯泰的一生丰富而迷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他本人在这一神化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托尔斯泰在婚后生活的头几年写《战争与和平》时，他往往执意让妻子陪在身边，因此索菲娅经常蜷缩在他书桌旁的一张熊皮毯上，紧挨着他的脚——这是他某次外出狩猎时缴获的战利品。后来他独自潜心写作，但在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托尔斯泰夫妻一直都在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意味着他们在日记中倾诉的隐衷，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的隐私。就拿索菲娅来说，她只有在写给妹妹塔尼娅的信中才会直抒胸臆；她写日记时经常有所克制和保留。至于托尔斯泰，他总是跟俄罗斯的土地和在土地上耕种的人们紧密相联，从一开始他就渴望与这些人连为一体，最后，公众与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俄国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