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1. 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 2. 斯皮瓦克是一位多产的文艺理论家，学术成果杂多且散乱，大部分散见于欧美各主要学术期刊和批评文集中。《后殖民理性批判》是为数不多的一本系统严谨的书，集中展现了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42— ），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生于印度，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20世纪70年代因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引入英语世界而蜚声北美理论界。斯皮瓦克借鉴并发展了德里达解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解构视角融入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形成独特、深刻的理论思想。主要著作有：《在他者的世界中：论文化政治》(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教育机器中的局外人》(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 1996), 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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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的航程始于殖民话语研究，而至于跨国文化研究。为构绘这一非凡的进程，她穿越了一座繁复的迷宫，这座迷宫的每一角落都灯火通明。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化及其不满》作者 斯皮瓦克以非凡的复杂性和技巧，描绘了国际框架中新兴力量的本地细节。她极度注重自己阅读的文本，善于追踪世界权力的影响范围，这些使她成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 ——朱迪丝•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作者 在她帮助奠定的后殖民研究领域，斯皮瓦克奉献了她的第一部全面探讨之作。这位世界顶尖的文学理论家，尝试为后殖民飞地之内的后殖民批评家描绘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哈佛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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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的航程始于殖民话语研究，而至于跨国文化研究。为构绘这一非凡的进程，她穿越了一座繁复的迷宫，这座迷宫的每一角落都灯火通明。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化及其不满》作者 斯皮瓦克以非凡的复杂性和技巧，描绘了国际框架中新兴力量的本地细节。她极度注重自己阅读的文本，善于追踪全球权力的影响范围，这些使她成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 ——朱迪丝一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作者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哲学 第二章 文学 第三章 历史 第四章 文化 附录 解构开始工作 索引

序言

前言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目的是通过不同实践，即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追踪勾勒本土提供信息者（Native Informant）的形象。但我立刻发现，这种追踪本身将一个自身不断与本土提供信息者脱离的殖民主体显示出来。1989 年后，我开始感觉到，某种后殖民主体已经反过来在重新编码殖民主体，侵占本土提供信息者的位置。如今，全球化无往不胜，技术通信的信息学以本土知识的名义，直接染指本土提供信息者，对他们进行基因剽窃。 因此，我在第一章分析的“排除在外”（foreclosure）这一行为，不但在持续，而且变本加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生命保障系统百科全书》，将人类历史的土著期“定义”为“远古……的时段，与无反应的态度关联，这些态度毫不关注环境恶化及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对土著来说，他们当然不可能思考什么可持续性，就像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因为“内在于［他们］生活中的社会的历史局限”，他也难以“破译……价值表达的秘密”一样。 然而，土著那种按生态生物群落节奏生活的实践哲学，现在却必须因“不关注”而遭摒弃。 在这种对抗性态势的冲击下，本书描绘了一个研究者从研究殖民话语到研究跨文化的历程。后一个立场，也就是我写作此书时——它试图捕捉正在消失的当下——所立足的“移动基地”，在叙事性的注脚中宣布了自身的存在。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点让人恼怒或困惑；但我也希望有读者能够共享这一挑战。我在第四章里揭露出的隐含读者面目如此之多样，很难说他们共有一个明确的兴趣和确定的基础。基于自身不确定的学术取向，有时我也会为新的文化研究召唤出提供信息知识的读者。本书还试图探讨那些理论精英以及自称学院派的“专业人士”的“被认可的无知”（sanctioned ignorance）。这些认可也各自出处不同。因此，读者的位置和作者的位置一样并不稳当。但是，难道这不是所有文本的状态吗？虽然在写作和阅读中，我们一直抵抗这种状态。 第一章考察哲学：康德如何将土著排除在外；黑格尔如何将欧洲的他者放在标准偏差的模式之中，殖民主体如何让黑格尔得到净化；马克思如何克服差异问题。 第二章读解了以下作家的文学文本，以显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如何被刻画：勃朗特、玛丽•雪莱、波德莱尔、吉卜林、里斯、玛哈丝维塔、库切。在我的读解中，玛丽•雪莱和最后提到的三位作家，都没有将他性的伦理（ethics of alterity）展现为一种身份政治：这为我们的斗争上了一课。如今，在那清单上，我至少会加上牙买加•金凯德的《露西》，这是一个并列结构的有力文本，丝毫没有失去反抗剥削者的尖锐锋芒，因为它敢于在结尾通过一个超越其选择的他性，消解中心人物的专有名称，以致可以用虚拟语气要回主体被拒绝拥有的爱的权利/责任，这主体希望能从受害者状态中选择行动权。 第三章通过档案勾勒19世纪印度山区王国皇后的经历，思索当时寡妇殉葬的处置。我也许应该提到，这是对最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一书中《属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篇文章的修订。 第四章考察后现代时尚和女人在织品/文理（textile ）史中的地位。 除了《属民能说话吗？》这篇文章，本书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曾出现在以下书刊中：《舍摩国王妃：读解档案》（“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3, 1985: 247—272）；《三个女性的文本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243—261）；《帝国主义和性差异》（“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1, 1986: 225—240）；《边缘的诸版本：库切的〈福〉如何解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罗克珊娜〉》”（“Versions of the Margin: J. 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 in Consequences of Theory, edited by Joh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4—180 ）；以及《时间与时机：法律与历史》（“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最初发表于《时间型态》（Chronotypes, edited by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并获得原出版者许可。 这些章节并非各自为政。它们松散依附于一根链条，也许可以如此形容：支配者（dominant）的哲学假设、历史挖掘和文学表达—新兴后殖民共有这些元素—也勾勒出本土提供信息者（土著及/或属民）潜在的、不连续的出现。这不是通过“第三世界文学”的言说、书写和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比喻。它如何将自身从不可能的视角，转移为抵抗的网络以及过度剥削的对象，是故事的一部分。织品/文本（text-ile）之未决性中似乎包含着一个尾声。在叙事中，这根链条时常切断——但是，我希望切断的线索会重又出现。 这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在第一章中，女性主义议题处于“前生成”（pre-emergent）（雷蒙•威廉斯之语）状态。它们是其余部分的主旨。在第四章中，我对当代文化主义普世主义的女性主义做出了批评。 这本书在上架时，应与贝尔•胡克斯、堪蒂尤逖（Deniz Kandiyoti）、凯图•卡特拉克、卢比昂诺（Wahneema Lubiano）、郑明河、莫汗娣、王爱华（Aiwah Ong）和苏拉蕊（Sara Suleri）的书放在一起。在写作本书的数年间，这些女性及其他我在此没有提名道姓的人，大大推进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苏拉蕊和我更多关注主流文本。这些学者的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间那未被承认的相似性，是我们投身同一种斗争的证明。 但是，即便在我试图探寻什么样的属民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组织的抵抗之外时，我仍更多地关注主流文本。我们所栖身的女性主义，与主导文化的传统有某种关联，即使两者互相敌对时也是如此。莫汗娣在其新书中专辟一章精彩论述了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埃拉•巴哈特女士在尚为年轻律师时，不顾领导人反复警告：“但你怎么组织她们？这些女人没有老板！”——创立了“自我就业”这一门类，作为她那独特的革命计划的第一步，她得以劝诫这些妇女存入最少的钱，以建立一个账户。否则，她们就仍会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之外。而如今，我却听说，在被问及世界妇女银行在做什么社会工作时，阿玛特罗德反复提到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并引证说，自我就业妇女协会的钱德拉•本恩握着她的手说，世界妇女银行是她们的恩人！我相信，在认识世界的时候，训练一种文学思维习惯，而且只有当这种训练并不认为承认共谋不便时，它可以尝试限制那种超级强权的必胜信念。因为我的这本书审视了后殖民理性之生产的结构，因此是种“批判”。 如果这种强权不减其强健，我们就在两个问题间左右为难：一边是支持“向上层阶级流动——模仿和装扮——就是直接抵抗”这种思想的各种理论（不管这些理论如何被巧妙论证）；另一边是没能“认识到……那一时代已经过去”，“在那一时代里，西方尤其是美国愿意宽容第三世界的修辞”。教授文学阅读的教师的任务因此是：当师生一起反复讨论“免于……的自由”和“有权享有……的自由”时，要艰难地、以非强制性方法重新理出这种诉求的脉络，而不是单纯肯定对美国阶级权力的诉求就是直接抵抗。 因此，尽管艾哈迈德和我都批判大都市的后殖民主义，但我仍然希望我的立场稍微不那么地方主义，而是更细腻，更具建设性，坦承共谋。我总是想在下判断前慎重考虑，像别人将会看待我们那样看待自己。但是，这不是意在停工，而是让这工作不那么褊狭排外。我从解构中不断学到的东西也许有某种异质性，但它仍是我自己的特色。 我并不足够博学，可以跨越多个学科，但是我可以打破规矩。从这一点中，你可以学到什么吗？我这么问我以前的两个学生夏普和派尔，本书的早期篇章以课堂教学形式出现，他们陪我一起探讨了其中大部分内容。而最后，我要感谢以下三位让我有机会学到其他学问的朋友：玛哈丝维塔、法里达和法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