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为当代中国研究论丛之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翁乃群，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川滇边境纳日人的社会文化开展了深入的田野文化研究，并发表有《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公众领域家户化：纳日社会的公众领域与家户领域及其社会性别问题》和《蛊、性和社会性别——关于我国西南纳日人中蛊信仰的一个调查》等论文。主编《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曾在《读书》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

图书目录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 对农村教育量化指标的质性思考 城乡二元体制与外向型（精英型）农村教育 精英型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 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别与农村基础教育 结语 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 ——滇西北永宁乡拖支村田野调查 引言 从家屋到社区 国家教育和地方性知识之间 结语——从乡野到庙堂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 ——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乡镇、村落与村小 摩梭人及其文化 村民的经济生活 远嫁他乡与外出打工 三村的教育状况 三村教育问题原因的探讨 农村教育新举措的初步实践 自上而下的村落经济发展规划与村民们的反应 改善农村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 ——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引言：一个贫困山村的文化景观 关于调查方法 社区选择：石门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 村民的教育程度 学校困境和学生困境 记忆：石门乡村教育过去的辉煌 记忆：穷人求学和穷人办学 一个村庄两种教育 现代教育在贫困社区的嵌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进入研究 村庄的人口与政府的管理 如何走出去？ 教育：出去的通道？ 边地的文化 谁在坐井观天？ 乡村世界中教育的缺席 中国乡村教育实践的检讨 启蒙与回归：乡村教育中的精英实践 公平或效率：乡村教育中的国家选择 谁的教育？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文摘

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乡拖支村田野调查 李小敏 2001年7、8月和11月，笔者在云南宁蒗县永宁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关照在国家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乡土社会以及地方性知识体系如何应对，以及此一场域中不同文化权力的互动。此外需要指出，本文主旨并不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研究，而重在描述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由于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命题，所以我们的观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动态的色彩。 宁蒗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的偏僻山区，俗称小凉山。民国初年废永宁土府、蒗蕖土州入永北县（1934年改永胜县），合并为宁蒗县佐，1936年11月升宁蒗设治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改县，全称宁蒗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国家级特困县。全县人口21.8万人，境内居住彝、汉、摩梭等12种族群，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1％，全县总面积6025平方公里，分布在海拔1350～4510米之间，多为高寒贫瘠山区，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4％，具有边疆、多山、多民族三位一体的特点。该县以农业为主，基本县情是高赛贫困，到目前为止还有8万多人没解决温饱问题。

序言

从2001年春季到2003年春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和四位同仁沈红、刘云杉、吴凤玲和李小敏分别在西南川滇黔三省的四个农村地区开展了“中国西南农村教育的社会文化建构”课题研究。该项目所指涉的“农村教育”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选择西南三省农村为田野点是因为该研究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四个田野点的村民除了涉及少数汉族外，主要有纳日人、普米族、藏族、彝族、布依族、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这项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了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虽然在调查时间上，我们并没有达到通常人类学调查至少为期一年，即一个最短的社会周期的要求，但在两次累计为期三个月或以上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都是居住在村寨的村户中，并与受教育主体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有着许多深入的交谈，对他们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社会生活有着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此外，课题组成员翁乃群对川滇的两个调查点以及黔西南的调查点或地区均曾开展过较长期的田野调查。沈红在其调查点的研究则持续了多年。 该研究与以往许多农村教育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以质性研究为主，量性研究为辅。如果说以往农村教育研究更多地反映入学率、辍学率和完学率三个量化指标，我们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的是被假设的农村教育相关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是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赋予农村教育以意义的。不同于以往国内农村教育研究中充斥着“经济”视角和“客位”（etic）视角，该研究则更多地强调“社会人文”视角和“主位”（emic）视角。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与这些“受益者”有较多交流外，我们与当地村小的校长和教师，农村教育的最基层实施者也有较多的交流。研究中我们并没有采用结构性的问卷方式，而主要是在通过参与观察所获得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基础上，进而与村民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和交流。采用此种访谈和交流方式的目的是克服以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促使受调查者主体性的充分表达和发挥，减少研究者的社会文化偏见，以求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被研究社会主体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理性和意义。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农村教育实践的两个主体，即国家各级教育机构及其成员的教育实施方，和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的被实施方或被假设为教育的受益方，对被实施方文化和观念“落后”的责怪往往多于对实施方及其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与上述以往研究倾向不同，本文集更多的则是对农村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和批评。 一些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时，多将其视为国家建构过程，以及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的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进程。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重要过程。应该指出，在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治区或州、县里，中、小学校不仅普及汉语教育，同时也推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虽然民族国家被想象为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范式，但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凤毛麟角。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推进，致使全球人口流动在数量、频率和速度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随之也造成了少数原本在族群、语言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国家也日益多元化。在多民族或多文化国家中，规定在学校教育中使用国语或官方语言便是国家建构的重要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变成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强势同化过程。在当今时空被高度压缩，人、物、资金和信息高度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国家也正受到“外来文化”史无前例的冲击和挑战，如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在不断冲击着其他处于弱势位置的语言。在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中，英语课程成为学校语言教育中仅次于国语的重要课程，甚至成为超越本国国语的课程。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已变为事实。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渗透到本土文化中去，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或社群文化，特别是它们的城市文化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