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打破传统电影史写作的局限，将香港电影放在华语电影发展及转折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剖析，以香港为中心，讨论冷战背景下华语电影之间的互动及影响。

作者简介

苏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译有《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香港电影：余外的维度》（即出）。

图书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部分 战后初期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 香港左派电影的另一个面向——以大光明影业公司为中心 时代转折、政治形塑与艺术探索——兼论1949年前后内地与香港电影的互动 上海传统、流离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政治——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 女明星的银幕塑形：李丽华与战后香港国语片 “南来影人”、流亡意识与传统的焦虑——卜万苍香港电影生涯侧影 “电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空间 武侠／功夫片的类型、作者与文化想象 厚积薄发 一鸣惊人：胡金铨“邵氏”时期的创作 浪漫暴力、男性身体与去势焦虑：张彻的武侠片、功夫片 权力、性别与“形式的意识形态”：楚原的奇情武侠片 功夫、谐趣与传统的回归：刘家良的功夫片 功夫喜剧：类型、风格与文化想象 家国想象与本与建构 《秋海棠》与《红伶泪》：一株海棠，两种风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古典美学与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 《董夫人》：主体欲望的诗意描摹与女性主义 《精武门》：功夫、暴力与国族想象 《半斤八两》：嬉笑怒骂中的人性批判 参考影片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如果从2004年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算起，今年已是我进入电影研究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我从一个对电影懵懂无知的学生，变成了以教书为业的职业研究者，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其中的甘苦、困惑、愉悦、收获全都积淀在心中，犹如电影片段一般历历在目。这本小书可算作我对这十年来学习、研究的一个小小总结，尽管深知此书的浅薄、零散，仍不免敝帚自珍。 我对香港电影的兴趣始自研究生阶段，并一度着迷于香港的武侠片、功夫片，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尝试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经过一番挣扎和摸索，从2012年开始，我将研究重心转移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香港电影史。几乎是在无意间，通过模糊的影像片段、泛黄的旧期刊纸页，伴随着扑面而来的霉味，我发现了一个如此丰富驳杂而又有趣的香港电影史：在历史转折关头，大批上海影人南迁香港，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态在此落脚，将上海电影的传统带到这个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小岛，并由此引发华语电影的分流与裂变；在政治局势复杂微妙的香港影坛，既有身在香港、心向祖国的左派电影工作者，也有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右派影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引入关注。尽管时代久远，很多事件都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遭到人为的遮蔽和遗忘，但是通过反复观看影片文本，仔细翻阅当年的文献档案和原始资料，一段不同于想象之中的香港电影史逐渐浮现，令我兴奋不已、欲罢不能。 本书的出版得到多位师长、朋友的帮助。胡克教授最早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在鼓励之余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并为本书拨冗作序。胡老师深厚的学养，以及宽厚、平和的人生态度令我受益良多，老师的教诲、鞭策和期望，令我既感动又惶恐。傅葆石教授是当今世界研究香港电影史的权威学者，我曾不揣冒昧地将几篇习作发给他指正，不想竟得到他的鼓励和肯定，此后他又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我沟通交流。此次傅教授慨然应允为本书撰写序言，实在是我之幸也！李道新教授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中国电影史学者，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史方法对我影响颇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向李老师求教，并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罗卡先生是我敬重的香港电影史专家，之前曾多次与我通过电子邮件沟通。2011年底赴香港搜集资料时，终于有机会见到卡叔，在香港西湾河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卡叔与我有一次愉快的长谈，他对香港电影史的熟稔，以及平易、谦和的态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初的台湾之行给我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此行幸得王少华女士及林盈志先生的大力协助：少华姐对我们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甚至帮我们规划好了行程；盈志兄则在资料收集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甚至任由我在他的个人收藏中“大肆劫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书也见证了这段因电影而起、跨越台湾海峡的友谊。好友沙丹与我意气相投，我们曾多次就书中的问题深入讨论、相互启发，他慷慨地让我分享了大批珍贵资料。好友小宇从海外带来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各种电影画刊，若没有这些“宝贝”的支撑，本书的写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本书的责任编辑姜贞是我的老同学．正是她的不断敦促和细致编校．才有了本书的问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彬先生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谨此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章节的删节版曾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衷心感谢吴冠平、陈宝光、王纯、谭政、张煜、张文燕、檀秋文、杨文火等诸位编辑师友的肯定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李频、何超与我合作完成部分章节的写作，符辉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第一本学术著作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我电影上的启蒙老师——陆绍阳教授，当年若不是他将我带进电影艺术的大门，或许我此生都不会和电影研究发生任何关联。陈旭光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多年来对我关心、鼓励、帮助，我始终感念于心。最后，感谢父母、妻子和妹妹对我毫无保留的支持、毫无怨言的奉献，以及没有底线的宽容，谨将这本小书献给他们。 苏 涛 2014年4月13日

序言

关注香港电影很多年了，近来我常想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地学者研究香港电影如何有所创新？如何梳理香港电影与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关系？是否能够出现不同的观察和分析角度？最近翻阅苏涛的书稿，一些想法逐渐清晰起来。 按照习惯说法，中国电影主要分为内地电影与台港电影。人们通常把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分开进行研究，这不仅限于电影业，实际上涉及所有领域，显然是政治历史因素使然。但是，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实际存在的现象，因而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及理论问题可能被忽略。例如，有些电影人的活动是跨越内地和香港这个历史界限的。 与此相关的是时间的连续与断裂。1945年二战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是伟大的历史关键点，均造成巨大的历史转折，但是也因此导致一些电影进程发生历史断裂，使得一些电影人的生涯跌宕转折，一些电影活动被社会遗忘，一些电影现象成为电影学术研究的盲点。有些电影人物的重要性可能被忽略，例如苏涛重点研究的李丽华：她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特点正在于连续在几个时期都有电影活动，能够把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历史自然衔接起来，因此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跨时代、跨地域的人物。 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断裂问题，也涉及电影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命运。众所周知，受历史因素影响，自香港战后开始，电影人出现比较鲜明的政治态度的划分，分成“左”“右”两派。1949年之后，冷战将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一切以政治划线，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亲中与亲台，等等，形成简单明了的思维模式，其影响至今不绝。苏涛的研究提示我们，事情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往往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左”与“右”并非截然分开，一成不变，“左”“右”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果完全按照政治标准划线，就难免将政治的复杂性做简单化处理。苏涛尝试回归历史原点，梳理演变脉络，不仅还原历史真实，还有助于克服我们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复杂环境中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大有助益。 苏涛的研究也涉及特定历史时期香港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电影研究将电影分成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一种历史进步。显示创作者个性的艺术电影，被称为作者电影；满足观众一般观赏需求的商业电影，一般为类型电影。在判定何者为佳时也是各执一词，前者主张艺术至上，后者强调市场决定。以此生发的理论论述固然都有道理，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极易形成固定的思维定式。它永远正确不容质疑吗？以香港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论，完全按照欧美划分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标准生搬硬套，显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苏涛的研究以武侠动作片为例指出：一方面武侠片有可能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商业电影中的武侠片类型，表面看似简单，实际上如果研究者能够深入开掘，也能够从中感悟到独特的美学特征，阐发出复杂丰富的含义，因此，一些武侠动作电影也是符合我们对于“好电影”的理解的。 新一代学者在进行电影研究时采用什么方法？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观察苏涛，他的研究方法新鲜而务实，是将哲学的综合方法与历史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 现在比较有成绩的内地电影学者，在电影理论方面不再孤陋寡闻，多少都受过多方理论训练，只是每个人并不坚守某一种，多为杂取各家，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这也是苏涛采取的研究策略。他看中的并非新颖研究方法的炫耀，而是回归到学术研究目的本身，重在课题的选择和观点的出新。不是盲从主流观点，但是也并非刻意颠覆旧有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来说，这是走入学术研究轨道的必经之途。 苏涛的研究应该属于史学研究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既然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重实证，重视史料。史学研究要有新意，应该开辟新史源。他的经验是高度重视影片文本，对重点影片进行文本细读。过去内地学者看香港电影比较困难，特别是一些冷门电影，无从看到，根据文字资料就妄加评论，这种状况应该终结。另外，苏涛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资料，将一些过去很少出现的报刊、资料等纳入史源，文章读起来惊异连连，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历史发展契机带来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领域拓展。过去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代表国家立言，比较注意宏观角度，习惯高屋建瓴，通观全局，建构庞大体系，以论带史，先确立观点，再找史料，由于缺乏实证，难免空话连篇，表面“政治正确”，却欠缺自己的观点。这代年轻人可以比较多地独立思考，代表自己发言。 苏涛的研究放弃建构宏观体系，但也并非小题小做，常发现一些边缘地带的偏门课题，深入开掘，适度展开，独立成章，言之有物。各个问题之间有所勾连呼应，构成一定的问题集合，隐约透露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有了总体性的倾向性，但是并不急于做出宏观结论，似乎暗示，研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阶段。 苏涛的史学方法与宏观史学不同，应属微观史学，不注重归纳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个人，关注在历史进程中个人的独特命运，以及个体的精神气质。每个研究对象身上承载着历史使命，代表着一定的符号，需要挖掘和阐释。他们也许不是伟人，但是只要在那个时代出现，就是一个文化标本，很多问题在他们身上凝聚，这些正是分析的重点。当然，这种研究与纯粹的史学考据和研究有区别，是历史研究与文艺批评的结合，必然融入研究者更多的情感因素，受到个人精神因素的影响。他的研究不仅表达了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把读者带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折射出时代的心态与情感，不免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苏涛尚年轻，学术道路漫长，研究有待炉火纯青，但是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丰富而有益的。 后生可畏，亦可期待。 2014年4月12日夜

名人推荐

《浮城北望》以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的文化政治为主轴，分为三部分，分别从电影文化史、文本分析和导演论三个研究角度，重构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和流散文化。运用不同的研究角度，看来有点混杂，但在苏涛博士的笔下，却又自成系统……颇有见地。香港之“浮”，“北望”之切。《浮城北望》这个书名，意义多重，难免惹人遐想。写书、做研究，不正是为了引人思考，引发议论吗？ ——傅葆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苏涛的研究应该属于史学研究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既然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重实证，重视史料。史学研究要有新意，应该开辟新史源。他的经验足高度蘑视影片文本，对重点影片进行文本细读……另外，苏涛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资料，将一些过去很少出现的报刊、资料等纳入史源，文章读起来惊异连连，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