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鼓声/名著名译诗丛》编著者惠特曼。 “名著名译诗丛”是花城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名著名译系列”，首推6本，诗歌作者是不同国家的6位著名诗人，皆由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翻译。包括（古罗马）奥维德的《爱经》（戴望舒译）、（美国）惠特曼的《鼓声》（屠岸 译）、（西班牙）洛尔迦的《洛尔迦的诗歌》（戴望舒 陈实译）、（比利时）维尔哈伦的《原野与城市》（艾青 燕汉生 译）、（德国）海涅的《海涅的抒情》（冯至译）、（俄罗斯）普希金的《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戈宝权 译）。其中《鼓声》、《洛尔迦的诗歌》、《原野与城市》版本独家拥有。

序言

出版说明 周良沛 在一个名为“诗人”蓬勃崛起之地，转眼之间，他们准备为百年之后的读者所写的传世之作，是一本又一本地崛起又崛起之际，相比之下，一生只写了一本Leaves of Grass《草叶集》的惠特曼（WWhitman，1819—1892 ），似乎无法同日而语。《草叶集》1855年自费初印，只收有12首诗，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称：1856年二版收诗32首；1860年应波士顿的出版家之邀，第三次开印的，收有124首的版本才算正式出版；1867年第四版加了8首“都是并不出色的”短诗；1871年第五版增收了13首新作；1876年为纪念《独立宣言》百年，则是包括散文的两卷集；第七版（1881—1882）增加20首新诗，“沒有佳作”，但它经作者最后审定。所以在这之后的诗作被列为《附诗一》（1888—1889）、《附诗二》（1892）直到1892第九次印制的所谓“临终”版，也包括他的遗诗。以其一生，共留下383首诗。然而，这100多年《草叶集》对世界诗坛的影响是持久的，深远的，惠特曼诗体的创新，也是革命性的。 前人说他的不朽，不在诗艺，“而是他的思想”。不错，他自赏的Grass——草、牧草、牧场、草地，正在于它冲出那些囚诗于象牙塔和沙龙的普通人物、平凡之事。是黑奴、木工、船夫、铁匠、筑路者、拉纤者，乃至妓女等各个劳动阶层的生活，它为新大陆新一代开拓者之勇敢、坚毅，和道不尽的艰辛所为之的诗，人民也以其为史，存史。 其时，诗人甚至绝对是惊世骇俗地，极其自然地将他们的性生活写入诗行。爱默森（R.W.Emerson，1803—1882）、朗费罗（H.W.Longfellow，1807—1882）建议删除，被他拒绝。崇拜自己肉体的赤裸、无罪者，坚信灵与肉的不可分割；这位非基督教徒的泛神论者，又渴望灵魂和上帝结合，以其“自我”、“超灵”地存在，与万物相通。这样，他看每一微小的物体都包含一个广大的世界，都包含一个更高的生命。 南北战争期间，他亲临战场救伤，做护工，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时下，国内有文章，赞赏他战场救伤的“人道”、“献身”精神，却将南北战争的“内战”，视为“亲兄弟的互相残杀”，与这些年对国内几十年国、共两党的“内战”之说，同出一词。但是，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社会制度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支持和反对黑奴制度的冲突，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民主精神，怎么会是全无是非的“亲兄弟的互相残杀”呢？热爱和平，是人类美好的感情，但美好的愿望并未使这个世界不曾、不再有战争，更不可能消除已记入史的战争。说他是“坚定的民主战士”，正是他为反对黑奴制度所亲赴战地的勇敢，同样也是为抗击奴役的“人道”。此书之《鼓声》，正是诗人为解放黑奴之战的正义性而击鼓激战、奏凯的民主精神的人文情怀。不过，他写到战地男子之间的同志友好，正如他那一贯“肉体是无罪”的所想。《亚当的子孙》写男女的情爱，是肉体的，而《芦笛》则是写男子之间的同志友好关系，“是精神的，是民主精神的基础，而且比男女之间的情爱更加热烈而持久。”这组诗被文学界视为“流露出同性爱的情绪而受到当时文学界的强烈斥责。”然而，南北战争之后，社会经济的产业化，鲁迅先生在《〈夏娃日记〉小引》讲到“含着哀怨而在嬉笑的”马克• 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时，也说到不是“表里两样”的“惠特曼”， 惋惜他“先就唱不出歌来”了。因为，惠特曼此时仍然忠诚的美国社会，“不再能主张”不能契合资本扩张的“自我”了。此时，他与万物相通“超灵”的“自我”，也确实摆脱不了此时社会同他不能“相通”之悲。 表里一致，自然是为人之好，若无真诚，世上也不可能有诗和诗人。但惠特曼在张扬他的“自我”时，从他的Song of Myself起，就有别于一般诗的个性而有它很强烈的自传性。一个在新大陆开拓生活的族群，也充分表现于惠特曼诗的开拓。这位土生土长于新大陆的本土人士，没有传统的包袱，他的泛神论的世界观，也难以接受习惯的规律和约束。他的艺术风格和诗体于此，几乎是一位天生的离经叛道者。此事，含有它一定的规律性。我国古代的宋词，也是词人不满唐代律诗、绝句形式的约束所寻求形式多样化的成功推进。“五四”新诗的问世，也是如此。只是胡适“诗体解放”的主张，却在他的示范之中，使诗为其“解放”而丢弃了“诗”之“体”，使之陷入散文化的诗的劣变。惠特曼的诗体之变，虽然也招致过唾骂，但历史所呈现它的正面影响，既无需为它再说别的，也需要看到它既不同于我国古人词、曲式的求异，更不像胡适那样，将诗拖到非诗的绝境之变。 惠特曼写进诗行的人物和生活，就注定了他必然是以口语为基础，并无雕凿地为诗。他不用韵，但有节奏，这位喜欢意大利歌剧和大海的波涛，喜欢游荡、冥想和大自然的诗人，也从它们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之口语的节奏、朗诵的节奏，涛声的节奏。他那反复平行的排比之句式的形式和词语的对称，及句首不断用同一个词语的重复，实际上都有他兴趣很高的阅读荷马（Homeros）、希腊悲剧、坦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后，在激动他诗境拓展到更广博的同时，也潜伏了吸取经典，或民间歌谣的格律因素。 之所以有人称惠特曼为“美国诗歌之父”，并非在其之前，美国没有诗歌。美洲新大陆原住民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的歌谣，以及之前的某些人的诗，也有过它们的存在和影响。然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美国的用语，是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的英语。当今，英语已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本来，语言也是文化中的一大因子，但是，它们各自的历史、地理、民情民俗的迥异，文化自然也各异。文化的殖民，从来是和枪炮的侵入并进的。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前，那些用英语写的英国式的诗，终究缺失同文却不同文化的诗质。然而，正是惠特曼这种以新大陆开拓精神之诗质所渗透于诗，从内容到形式如此的创新，才有与英语同文却不同文化的诗所呈现于人。 这位诗人的作品，它与“五四” 时期的青年之精神合拍，自然被广泛地翻译介绍，并大受欢迎。今日，在加深与域外的沟通、交流中，对美国的了解，同样无法排开对惠特曼的阅读。然而，不同的译家，不同的译本，对于介绍惠特曼，都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他的自由体和口语化的分行抒写，可以很便当地用水词翻译过来，但是，要将它的口语和自由体复原为惠特曼式的诗化，却是很艰难的。前者，没有看到它自由中有规范，规范中又充分挥洒它的自由，若是由此译出的所谓“自由体诗”，导致对惠特曼的误读，无非重蹈胡适式的“诗体解放”之旧辙。如他的名篇Song of the Open Road，现在都是沿袭旧译，一概名为《大路之歌》。其实，Open并不是大小的大，是公开、展开、开阔、广漠、可以自由出入等多重含义，作为诗题，Open应该是个有动感的意象，视其为道“路” 大、小之“大”，值得商榷。 这里从《草叶集》中选译的《鼓声》，是诗人屠岸少时，二十四五岁时的译作。这时，他风华正茂，更贴近惠特曼式的正义、道德的勇气和热情。此时，他对当时《草叶集》流行最为广泛的高寒（1899—1994）之译本，批评得很尖锐。他对郭沫若（1891—1962）有些诗的错译，也有初生牛犊之勇。郭沫若后来写道：“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由此，我们看到的，倒不是谁的高低，而是他对此事的认真，是他的认真、求真，才有译文的朴素和确切。此次的新版，译家对译诗的某些修订，我们读到的，仍是他的认真。看此书很能体现惠特曼诗质的书名：《鼓声》，它所源自的《敲啊！敲啊！鼙鼓！》： Beat！Beat！drums！——blow！bugles！blow！ Through the windows——through doors——burst like a ruthless force， 敲啊！敲啊！鼙鼓！——吹啊！喇叭！吹啊！ 你们该穿过窗——穿过门——要像无情的力量般爆发开来， 这里，我们听到惠特曼式的口语的节奏，朗诵的节奏，涛声的节奏。再如Tears（眼泪）： Tears！tears！tears！ In the night，in solitude，tears， On the white shore dripping，dripping，suckd in by the sand，Tears！not a star shining，all dark and desolate， 眼泪！眼泪！眼泪！ 在夜里，在孤独中，眼泪； 在白色的岸边滴下，滴下，吸入了沙土； 眼泪——没有一颗星在发光——全是黑暗又荒凉； 如果没有别的译文可以对照，并不能感到此译文之长，它的译笔，确实再老实不过，几乎是与原文每个单字的对换。如果看了别的译本之后，一句“这滴滴眼泪，不是闪光的星，它们阴暗，孤独”，就感到前者更具有原文的语感，为读者从文本多提供了一份认识惠特曼的真实。当然，它也不可能是此诗译文的最终范本。世上本无十全十美之事，只能在相互比较之中做出选择。一切的一切，都在时空中进化。 中国的新诗运动，一开始就与惠特曼结了缘，新诗最早的代表人物郭沫若，他是早就选译过《草叶集》中的诗，《女神》中1919年写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也可以看到两位泛神论者某种精神的契合，还无法否认它也深有惠特曼的艺术烙印。自此之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从《草叶集》选译过其中的诗？无法统计，但对读者留有印象的，屈指可数。由此，完全有理由期待更好、更完整的译本。但从《草叶集》与新诗90多年结伴而行的历程看，此事还无法求急，不是短时期内可遂之愿。 这里的这本《鼓声》，既有我们对它的选择，也有译者对诗的选择。它选的，基本上是短诗。也像所有的人，包括大师级的诗人，都会有败笔，《草叶集》中也不乏平庸之作，这并不与诗史奉它为之经典的地位相悖。但其中某些败笔所留下的空间，也为从中再选留有余地，“选”少了，却精了，假若不是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只求其全者外，它对我们认识惠特曼所提供的一切，还是很丰富的。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