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政府-社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王智，男，1972年生于安徽省肥东县，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任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武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作为教者，自执教鞭至今先后教授过小学生、中学生、中职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作为研究者，现主要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政党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意识，中国近现代工业遗产与文化等。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独著、合著或主编、参编作品10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等多项。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其他各级奖励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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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运用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作了专门的、系统的分析。作者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属于中共党史领域内尚显薄弱的前沿理论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明确，对党、政、社的分析既有别于西方政治学的一般论述，又有别于国内传统的党史著述的分析方法，拓宽了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从政党、政府、社会的关系角度考察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分析了党政社在建国后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关系，尤其是面对新阶段的政党-政府-社会关系的反思与前瞻，反映了作者的独特见解。” ——摘自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答辩委员会：梁柱（主席）、李良明、谭献民、俞思念、宋俭 “本文用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选题具有前沿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对于深化政治学、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最大创新之处，就是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和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相结合，研究了一个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又是建国后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而开拓了政治学和中共党史范围和领域。在论述中，论据是充分、准确、可靠的，阅读和援引的文献资料是全面的，推论是严谨的，观点与结论是成立的，研究方法是先进的。”“这是一篇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的优秀博士论文。”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原党史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评语

图书目录

导言 一 问题的缘起 二 研究的现状 三 概念与方法 第一章 1949-1956年的政党-政府-社会：改造与整合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地位的建立 二 政府：过渡期的体系初构 三 社会：过渡期的结构新造 四 民主党派：共存与监督角色的确立 五 党政社关系的第一次结构变迁：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程中同构化的发生 六 小结：改造与整合中的“跨越”之辨 第二章 1956-1966年的政党-政府-社会：调适与冲突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维度的全能化 二 中国政府：伸缩中的运行 三 中国社会：曲折中的发展 四 民主党派：共存与监督角色的反复 五 中国党政社关系的第二次结构变迁：“苏联模式”中人民公社的结构异化 六 小结：调适与冲突中的正误之辨 第三章 1966-1978年的政党一政府一社会：试验与失衡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权威的“两极聚散 二 政府：退化中的勉力维持 三 社会：混沌中的危态失衡 四 民主党派：共存与监督角色的缺失 五 党政社关系的第三次结构变迁：“苏联模式”中革命委员会的结构畸化 六 小结：试验与失衡中的治乱之辨 第四章 1978年以来的政党-政府-社会：改革与创新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方式的渐变 二 政府：重建与体制转轨 三 社会：复苏与结构转型 四 民主党派：共存与监督角色的恢复 五 党政社关系的第四次结构变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分野化 六 小结：改革与创新中的名实之辨 第五章 面向新阶段的政党-政府-社会：反思与前瞻 一 当代中国党政社关系的历史线索：模式衍化和结构变迁 二 新阶段党政社关系的现实境遇：执政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三 中国党政社关系的历史顺序与思路悖论 四 超越悖论的一种路径：政治文明视野中的，协商性政治 五 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与党政社结构的取向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补记

文摘

歌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中所咏唱，一个高度人格化的政党形象跃然其中。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一个人格化的政党，就如歌中所唱的那样深深打动了经受太多苦难的中国民众。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由弱而强成为执政党，并迅速地确立牢固的领导地位，广泛地动员与整合了曾被视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化，也与其领袖、尤其是毛泽东的“神圣化”结合在一起。这自然是后来历史曲折的诱因，但在国家与政权建构的初始阶段，是有其高效整合社会的显著功用。 （二）路线、法理与制度 与相对务虚的意识形态与道德因素互为照应，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政治路线的调整、法理与制度的创制，为确立在全国政权中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打造根本的执政之基。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已开始研究未来不久工作重心暨路线转移的问题。1947年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等文献中可见端倪。①这种转变的核心内容是“优先考虑建设强大国家的需要，优先考虑发展经济”。

后记

掩卷之际，已是身心俱疲。推窗远眺，满眼青翠欲滴。可惜笔下陋文，辜负了珞珈山如此良景。这确实是不长时间里的草就之作，因此三镇并峙的江城武汉尽管尚未暑气大盛，己然汗颜不已。罢了，姑且完成最后一个环节——所谓后记。至于文章功过，自然听“天”由“命”。 这个时代，中国的思潮种类之多，不亚于新文化一五四运动时期。跨越了近一个世纪，这前后的两个时代，都欠缺我们这个民族原创性的思想，或者说原创性的思想在这两个时代都遭遇到激烈的解构。破立之间，社会思潮类别繁多且混沌不已。在我的周围就存在清晰可辨的激烈思想碰撞，它们经常性地发生在我尊敬的诸位老师之间、学术前辈与后学新锐之间，以及我与其他师友之间。我在沐浴由于辩争带来的思想光照的同时，却又面临难以释怀的思想困惑。毛泽东说，有人群，必有左中右。我不知自己的思想到底该如何定位，但却确定无疑地感受到来自左和右两端的思想夹击。于是，当我试图来诠释一些当代中国问题时，笔触之间往往充满犹疑与惶恐：我能界说清楚吗？但，我思考了，我用我所阅所观堆起了我的文字。指尖在键盘上舞动，文字于屏幕中生成。存档之际，一种不期然的成就感还是冲淡了痛苦写作过程中的思想困顿与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