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科学浩劫:闯祸的科学》写到，科学越来越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社会管理中的科学方面越发突出。决策必不可免地要依赖于专家，但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对科学的本性有所理解。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是无法遏止的，对宇宙的理解总有正当的理由；但是，科学是一柄双刃剑，而对科学的利用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利益集团的介入，把事情搞得极端复杂。在目前这个生死攸关的世纪，让中国人对科学的消极方面保持戒心，正是时候。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布莱恩·克里格（Brian Clegg） 译者：王祖哲 布莱恩·克里格（Brian Clegg），在剑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为多种刊物撰写专栏文章、特写和评论。他最近的书是《大爆炸之前》（Before the Big Bang）。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英格兰。 王祖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艺术哲学、美学、文学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近二十余种译著出版，如《艺术对非艺术》、《艺术哲学：当代分析美学导论》、《别逗了，费曼先生！》、《居里一家》、《地球简史》、《爱因斯坦的小提琴》、《神圣几何》、《夏娃的种子》、《另类美国史》等。

图书目录

第一章疯狂的科学家 第二章大爆炸与黑洞 第三章原子大破坏 第四章气候灾难 第五章极端生物危害 第六章灰色的黏稠物 第七章信息崩溃 第八章机器取代人 第九章未来的担忧与自然的陷阱 第十章谨慎的乐观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后记

2011年的春季学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让我去给他们的研究生讲一门名为“文献翻译”的课。这很“荒唐”，因为我是同一个大学的文学院的教师，当然他们让我上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翻译了若干本书。话说回来，我倒也确实有一点心得乐意与学生们分享：好为人师嘛。 在我为学生解释了将一本英语书翻译成汉语书中间的全部技术细节之后——包括如何处理版权、如何“讨好”出版社的编辑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开始了实战演习：我把以前翻译过的一些英文文本拿来，让学生们翻译一些段落，然后自命不凡地拿出我的译文，并且令人扫兴地告诉她们（大多数是女生），为什么她们的译文不如我的好。假如我不是站在教师的位置上，如此自负必定会招致大家公开的抗议。还好，学生们倒是欣赏，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然而，实话实说，学生们中有不少人的文笔实在漂亮，这才令人高兴。 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们在浪费能量：如果以这种方式翻译一本新书，岂不妙哉。我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表达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就得到如今被大家捧在手里的这本书。 我翻译了1～3章，以及每一章的开头几段，并且翻译和整理了注释和索引。学生们的分工顺序如下： 第4章：盛国伟；葛纯；刘香露；李娜娜 第5章：王珺；刘媛 第6章：姜龙春；高利利；李涛 第7章：毛金金；周长翠 第8章：郗梦雪 第9章：李家驹；李桂杰；曹静 第10章：谭洁；禚虹阳 我校对了全部译稿，最终结果连我自己都满意。我也高兴地设想，在学生们毕业多年之后，这本书会成为一件美妙的纪念品：她们和老师曾经成就了这么一本书。 当然，没有人敢保证译文中不存在几个叫人脸红的虫子，那应该由我这个校对者负责。 王祖哲 wzz@sdu.edu.cn 2012年2月14日

序言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nl，1900～1995）写过皇皇十五卷《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书名很可以奉承中国人，但“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却表明他不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科学——是的，我们有依赖于经验的技术，但没有建立或者发现普遍的科学规律的那种意识。 在我看来，所谓“李约瑟难题”与“为什么筷子起源于中国”是类似的——我们其实没有理由预先假定每一个民族有什么必然性或者正当理由，“应该”发明出科学或者筷子。一切文明成果、每一文明模式，全然出自人类共同具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想象和创造的内在脾性是与一致性作对。科学和筷子有用而方便，但这不是每个文明“应该”发明出科学或者筷子的理由。说到底，科学也罢，筷子也好，对于我们的生存而言，原本是不必要的。打个比方吧：如果你追问为什么只有澳大利亚有鸭嘴兽，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你就失去了理性：毕竟，为什么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应该有鸭嘴兽？ 无论如何，科学在古希腊的发生，并不出于实用的目的，也不出于必然的理由；科学的发生，是一桩偶然的幸运（或不幸）的事情，本是起于一些聪明的头脑为自己发明了这么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正如古代中国的文人把他们的聪明用在诗歌上一样。无论科学还是诗歌，如果仅仅是七八个人的怪癖，那就难以成为一桩被社会认可的事业。在古希腊，科学蔚然成风，其理由却不像科学本身那么理性：古希腊人把科学与神的创造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有后世的斯宾诺莎的哲学和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而为科学提供逻辑思维的数学和几何学沾染的神学色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就已经表现得过分清楚了。因此，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际，就被视为一种试图窥破诸神秘密的僭越之举，正如普罗米修斯从天界盗火一般。 中国的技术却是一种朴素得多的东西，那不是哲学家或者术士的法术，而是能工巧匠的经验。尽管与神农氏、有巢氏有关的神话透露出中国先民与古希腊人一样具有神秘的脾性，但是，由于技术必定与人类凡俗的生活难解难分，因此技术很快就失去了神秘的色彩，而被视为人的巧智而非神的力量。中国人过于早熟：即便发明了指南针，他们也仍然把这个原本很能够引起好奇心的现象视为“自然”现象，不曾表现出什么意图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那种更为深广的玄暗力量。 因此，科学在西方诞生了，却始终带着诡异的色彩：科学家怀着虔敬的心情，自以为在理解神的本质，而下里巴人却相信科学家是一些用灵魂与魔鬼做交易的人。一方面，科学在现代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民间却对科学抱着怀疑之心。与此不同，古代中国人对技术持有类似于现代的看法，技术不过是工巧的一个雅号而已；而对于别无目的的科学探索，中国人却采取了苏格拉底式的态度：那是些奇技淫巧；哲学家或者学者应该把智力转向人间的道德。因此，早先中国人对科学采取的是轻蔑的态度：因为无用，所以无聊。 后来的故事，是看似无用的科学却在工业革命中与技术手拉手，中国在近现代的痛苦经验中也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对科学的蔑视。自从五四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被奉为中国的救世主。对科学的警戒之心是不存在的。曾经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摇身一变成了理性与正确的别，称。“科学的”等于“正确的”！在很多人看来，原子弹是纯粹的可喜之物，是国家力量和民族骄傲的资本。这种想法蛮有理由；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从人类整体而言，原子弹的发明是愚蠢而可悲的。 要认识科学的祸害潜能，何须核大战。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难让中国人心惊胆战，然而事情毕竟过去了，离我们也有一段距离；但是，污染的环境、有毒的食品、气候的变暖、物种的灭绝、能源的短缺、人口的庞大，却是中国人很有机会遭受的苦楚。我们终于意识到科学带给我们的，并非全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科学有一个黑暗面。 然而，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似乎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科学能够解决科学制造的麻烦。果真？大自然真的那么包容，任由我们胡作非为，然后也乐意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收拾残局？科学确实有潜能为日益暴增的人口提供新材料和新能源吗？有没有一种临界状态，支持人类文明的生态系统轰然崩塌，即便科学也无回天之力？ 科学仍然在发展。生物学、信息技术、机器人科学将开辟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新的危险与挑战。人类文明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复杂的科学与技术，我们的生存颤颤巍巍地坐落在人造系统上，这样的系统或许包含导致灾难的潜能（想想银行和电力的信息系统崩溃会导致什么结果）。 科学越来越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社会管理中的科学方面越发突出。决策必不可免地要依赖于专家，但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对科学的本性有所理解。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是无法遏止的，对宇宙的理解总有正当的理由；但是，科学是一柄双刃剑，而对科学的利用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利益集团的介入，把事情搞得极端复杂。在目前这个生死攸关的世纪，让中国人对科学的消极方面保持戒心，正是时候。 王祖哲 济南山东大学 201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