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最新力作。顾名思义，《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改革的进展，深入思考社会大众关心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热点时间，兼具通俗写法和理论高度。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韦森推荐。

作者简介

张曙光 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制度•主体•行为》、《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张曙光文选》（五卷）等。

图书目录

自序 /VII 第一部分 文以载道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003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 /027 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057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073 第二部分 评吐真言 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109 百年水泥史，产业新变化》/117 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123 第三部分 序非泛论 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 129 企业并购与经济转型/136 大学的经济分析/140 创新和社会责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两个轮子/148 《企业理财》丛书序 /152 《滨海大讲堂名家演讲集》序 /155 天则《内部文稿》前言/157 《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前言 /159 地权变迁的底层视角/168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七集）前言 /179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183 第四部分 直击要害 实现收入倍增与建设美丽中国189 从一次经历看政府的惠民政策 /198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简要分析 /201 农民问题和城市化 /207 中美两国经济的调整和再平衡的博弈 /212 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机遇 /218 经济平衡调整与企业转型升级 /224 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228 第五部分 切中时弊 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239 全面评价邓公南巡 /243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247 灵魂和脊梁/249 建立中国学术秩序的突破口/251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 /254 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 /261 守住底线才能攀上高峰/268 关于“退出权”观点的一点评论 /272 参考文献 /275

文摘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 ——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引言 60年来，中国农村以土地产权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长期观察，也许有不知今岁是何年之感。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其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怎样，变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互动和匹配适应的？中国学界虽然不乏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也有不少力作，然而至今尚未有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对这一变化过程做出充分的解释和有效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政府深深地卷入了这一变迁过程，甚至主导了这一变迁。但是，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完全积极的；相反，有许多脱离客观实际和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归于失败。实际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政府、集体和农户的反复博弈中，吸取教训，顺势而为，不断改进的结果。因此，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事物或者本国的其他方面相比较，中国60年的地权变迁有着自己的特点。只有深入到变迁实践中去进行长期观察和冷静思考，才有可能认识、理解和把握这一过程。 自从1993年起，笔者主持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了6集，共70多个案例，几乎每一集中都有一两个案例以此为考察对象，即将完成的第8集是土地卷，专门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笔者主笔完成了三个关于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报告，分别是《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2007），《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和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2009）和《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2010），这三个报告结集成《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2011）一书，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就是对这些研究的一个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 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产权的复杂性和实际可实施性。由于这两个基本性质，在经济分析上有意义的产权与名义上（法律规定上）的产权可能存在很大区别，甚至截然不同。正如哈特等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法律或政策条文不可能将与产权相关的所有条件或事项完全阐明，实际可实施的产权存在相当大的“剩余”空间，而如何分配这种剩余权利则构成了诸多经济制度存在的逻辑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剩余权利对于相关各方的收益和可获得性来说并非静态的，它随着周边环境而变化，也与正式制度决定的初始条件密切相关。如果条件发生改变，比如，新的生产技术或市场条件出现，资产的某种未在正式产权中得到明确规定的使用方式变得有利可图，那么就会导致相关各方争夺这种新的资产使用方式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并且在博弈的均衡状态下最终决定上述权利及附带收益的归属或分配。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避免这种由争夺剩余权利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或者是作为这种博弈的一个战略步骤，上述新的权利及其归属会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加以确认。这种潜在权利的“显性化”或者说正式产权的“细分”是产权制度演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上述理论能够有效地对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做出解释。地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除了地面、地上和地下以及种植和通过等自然的权利划分以外，其社会功能包括所有权、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多项权能，这些权能之间也有交叉和重叠，通常主要分为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权。三种权能既可以合在一起，也可以适当分离，其产权安排的现实有效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中国60年的地权变迁中，无论是上述产权的界定和调整，还是产权的实施和保护以及侵权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法律和农民各方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我们之后的讨论将要说明，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各方是如何具体行动以及在实际上起作用的。总体上，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实际过程，为产权结构复杂性提供一个证据，揭示出产权细分是复杂产权实际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没有绝对有效的产权安排，我们只能在状态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 基于不完全产权以及巴泽尔（1997）的产权博弈观念对中国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并非本文的首创，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通过正式的模型对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刻画。不过在本文中，我们的讨论将更为集中地围绕产权细分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而展开，并且试图给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形式化分析框架。 本文的背景是农业从Ranis（拉尼斯，1988）意义上的“非商业化部门”（Noncommercialised）到“商业化部门”（Commercialised）的转变（在本文中，我们分别称其为“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这两者的差异在于，与“现代生产方式”相比，“传统生产方式”更倾向于“非商业化”和“自给自足”，这不仅表现在其中的生产者只要依靠自己的产品就可以维持生存，更表现在它几乎不需要其他部门的合作就可以完成生产。与此相对应，“现代生产方式”则是“商业化的”、开放的，它必须依赖不同专业部门的分工合作才能够维持运转。例如，一个古老山村里的农民可以毫不困难地独立种出一亩水稻，但对一个现代化农场里的工人来说，种植一亩玉米则是无数人直接或间接合作的结果。显然，作为更为庞大的社会分工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只有在外部环境足以为其提供技术与市场支撑时才可能有效地开展。与此同时，它对生产要素的重组必然带来对其可交易性，尤其是土地产权流转的要求。这时，政府在农村土地产权安排上就面临着土地经济功能与（据认为存在的）社会职能之间的两难抉择。我们用一个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中标准的Spence（1976）–Dixit–Stigliz（1977）分析框架的模型描述了上述过程。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产权细分、主体身份、多种收入和市场扩展等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中国60年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第三节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产权细分、市场演化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刻画；第四节就模型中未能涵盖的一些思考做进一步的阐释；第五节为结论。

序言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笔者给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礼物。按照收录文章的类别，该文集的编排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以载道，包括4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评吐真言，包括3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序非泛论，包括11篇文章；第四部分是直击要害，包括8篇文章；第五部分是切中时弊，包括9篇文章。下面，我们将对此做一简要的介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笔者70岁左右创作的作品。2009年以后，笔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其他研究工作的安排和实施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于笔者从1997年开始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每个季度完成一篇分析报告，至今已有16个年头，所做研究报告已经结集成7个文集，本文集第三部分“序非泛论”中就收录了第7集的前言。要不要继续坚持做下去，曾经是笔者70岁时面临的一个选择。经过一番思考，笔者还是决定继续做下去。其原因在于，如果不继续做，也就不会去关注，这样就会与中国经济运行的过程疏离，作为一个经济研究人员，也许就意味着研究生命的枯竭和终结；而要继续做，就得不断地去关注，也就会感受到中国经济运行的波动起伏，自己的心脏也会与中国经济的脉搏一同跳动。就这样，笔者还是像过去一样，每天晚上至少看一个小时的报纸，把有用的东西记下，以便写报告时参考。每个季度，集中三四天时间，写成一个经济分析报告，然后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一个报告发布会，发布我们的判断、分析和预测。有关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笔者虽然没有放弃，但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其做法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由于笔者还在经常思考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相关理论文献，特别是最新的文献资料，再加上工具方法方面的训练相对不足，即使有一些不错的想法，要独立完成，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很难达到预想的要求。例如，“文以载道”中收录的第3篇文章虽然捕捉到和提出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没有时间进一步阅读有关文献，对其展开深入的讨论，也就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采取了与年轻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文献比较熟悉，方法训练得也比较扎实，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年轻学者讨论，共同完成有关课题的研究。第一部分收录的前两篇学术论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关于经济所所史的研究，笔者已经完成了上卷的写作，正在撰写下卷。为了获取社会反响，笔者将其中的第4章和第11章发表在杂志上，第一部分中收录的第4篇文章，就是这两篇文章的其中之一。 3篇学术书评虽然是应作者或者有关人士之邀写的，但笔者都坚持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和做法。首先是认真读书，甚至在评论林毅夫著作的讨论会前，明确向会议组织者表示，如果不能提前5~10天把书给我，我将不能参加会议。其次是直言评说，认为正确的就肯定，错误的就批评，并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而笔者写的序文和前言，也都是一种学术书评，读完以后，不仅会让读者对相关著作有一个了解，而且会对其所论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第1、2、3、7、8、9、11等篇文章都有这种特征。 经济评论是在做宏观经济分析的过程中，针对重要现实经济问题所做的评论，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而思想评论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其中，第1篇是“为《天则年鉴》（2013）而作”，旨在倡导一种理性、宽容、和解、妥协的理念和行为方式。第2篇曾在搜狐网上挂了一天，点击数30万，第二天就被屏蔽了，后在《东方财经》上刊出。第3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以后，还有读者给我写信支持和讨论。第7篇是应中外名家评论上海学术研究讨论会而做，但在出版相关文集时，被编者删去了很多批评的话语，在第二年的讨论会上，笔者就此提出批评，如果他们还是按照既定方针来做的话，这样的讨论也就没有多大意思。最后一篇评论是在哈耶克学会内部网站上发表的，是对秋风观点的批评，且批评相当严厉，也曾引起一些讨论。但秋风是个严肃的学者，对这样的批评讨论持欢迎的态度，并在笔者70岁生日的讨论会上公开谈到这一问题，我们的关系也就因此更融洽、更密切了，秋风加入了天则所以后，我们的合作比较默契。我之所以将他选入，意在期望天则所继续保持这样的风格。 我将本文集作为给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礼物，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作为一家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天则所坚持生存了20年，并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作为天则所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花了不少心血，却也有很多收获。20年的风风雨雨，20年的艰苦奋斗，迎来了20年的辉煌，的确可喜可贺。 2012年11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