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

太原新闻网2005-11-23 10:18 太原日报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是袁济喜先生的新作，2005年7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对该书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部具有深

刻理论性、通览（即全面把握）性和民族性的好书，其特点如次：

一是从哲学高度析解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文艺思想。一般讲古代文论的著作，多是就事论事的，把重点放在介绍古代各时期产生了什么样的文艺思想，代表人物

有哪些，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它在文艺批评史上有何种地位，即当今应如何评价等问题之上，对于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了某种文艺思想的原因，该种文艺思想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涉及很少。这就使这些著名的思想停留在浅表层次，袁先生此书则重在“精神”上做文章。这使它超越了一般文论著作而带有更深刻的理论色彩，当然也能引导许多读者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进入较高的理论研究领域。

二是囊括了中国古代各个学派的文艺思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学派，对后代文化（包括文论）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汉以后还有佛家，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儒、道、释”了。本书详论古代文论精神，不仅涉及到上述三家的思想成果，还细论到各家各重要时期内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比如儒家，该书论述到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刘勰，《周易》等。

三是凸显了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民族特色。这里说的是“民族”是“中华民族”，所以其特色也就同于“中国特色”了。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精神生成论不同，中国先民认为精神与现象世界杂糅一体。浑茫不分，即主客体融通，物我为一。老庄主张的“堕肢体，黜聪明，同于大道”，就是将精神价值归返天地人一体之中。他们提出“返璞归真”、“绝圣弃智”等主张，实际上就是抛弃精神的主体性，与“道”合一，实现精神价值的升华。遵循这一思维，他们的文艺口号便是“以天合天”了。

以上谈了本书的种种优势，通读原著后还有些不很成熟的想法，不妨在此略作表述，供给袁先生和广大读者思考。由于书名是“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因而似以“文论精神”为切入点更好。而现在的著作却是以诸多学派（含哲学家、思想家）为单位论述的，窃以为这种评述方式不若以某种文艺思想为主的评述方式好。因为后者更可以凸显古代文论精神产生发展的源流传承关系，也更能贴近主题。笔者粗略地考虑可否以文化论、文气论、兴象论、风骨论、文心论、讽谏论、言志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为标题，评述各种文艺思想并兼评古代各学派的贡献得失呢？以上仅只是个人的一种设想，操作起来可能相当困难，但总觉不失为一种选择，希望得到袁先生与专家们的批评指教。

作者：康金声

作者介绍

袁济喜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访谈录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与现代文论的对谈

李平生（以下简称李）：袁先生，最近您的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问世了。这本书与您以前的专著不同，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意蕴进行学术探讨的一本书。据我所知，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著论虽然有一些，比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潘知常的《中国美学精神》，胡晓明的中国诗学精神研究等，都在学界产生过影响，但是目前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专门从精神价值方面进行研究的的著论还没有。而这又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我们中国学者一般不愿意对于类似的问题作出系统的探论，因为往往吃力不讨好。您为什么对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问题感兴趣呢？

袁济喜（以下简称袁）： 这本书最早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后开始写作的。原来立项的目的就是想集中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价值，以及它在现代文艺学中的生成可能性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我感到中国古代文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起步之后，先是通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来在专题史与范畴个案的研究上也收获颇丰，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书。当然，在文献资料与考据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内在的精神意蕴的探讨上却存在着很大的空缺，这有着客观的原因，因为谈具体的范畴与通史比较好办，而讨论精神价值问题却易于流于抽象，而这是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领域重微观轻宏观的学风所不看好的。但是学术研究的真正生命是时代课题所蕴涵的人文责任所赋予的，而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所左右的。面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所谓“失语”也好，焦灼也好，对于中国固有的文论资源内在生命精神与人文意蕴的开掘，是继上个世纪初学人以来的努力之后的再一次跋涉。末着这种想法与忧患感，我将此题目作了申报，得到认同。于是开始了三年时间的写作与探讨。虽然不敢说这本著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我深感学术的生命在于现实的感发与促动。

李：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学的融通与互动，不仅是范畴与观念层面上的互动，更主要的是内在文化精神层次的同异比较与选择。如果不能在此层面上搞清楚，老是停留在外在的比附上，那就很难做到转化等等。比如你在书中提到文艺学的精神概念，以及精神价值问题，这也是目前文艺学界争论很激烈的问题。其实，在这一问题上，中西文化与文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这是它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表现。精神的原初意义，在中西方均被认为是宇宙间人类与外物相通的元气精灵一类。 “精神”一词的拉丁文为“sqirtus”，意思是指轻薄的空气，轻微的流动，气息等涵义，这和中国古代《管子》与《老子》、《周易》等书中将精神视为天地精气流于人的胸中的说法，有着相似之处。但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古时的哲人在看待精神问题时，与处于城邦文明的古希腊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受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从天地精气与人生相结合的维度去考察精神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将精神视为物质的属性，是形体的附着。古代中国人认为宇宙的本体是人的意识无法完全认识的，它是超验的，其内在规律被称为“阴阳不测之谓神”。古代中国哲人一方面将精神既看作天地之气在人身上的禀赋，另一方面将其作为一种可以超离人身的实体，精神之于人身，是不即不离的关系，中国诗学强调诗歌的审美境界在于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即从此而来。我很认同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人对于精神的看法，始终没有摆脱萨满教的原始思维的影响，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去认同的。这一点在《淮南子》的《精神训》中表现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