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周末与米兰聊天·学业篇:神奇的魔杖》导读：随着中国大学的增加，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在今后的年代里，我们或许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即便辛辛苦苦读了名牌大学，毕业以后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工作。读书和幸福，大学和成功，它们结合得不再紧密，甚至有着慢慢分离的趋势。其实，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让我们获得一双理性而聪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里的美好。这双眼睛就像一根魔杖，只是轻轻一点，就让我们生活中的一粥一饭、一草一花充满美丽而独特的意味……平凡的世界，会因此而变得美妙无穷。

作者简介

程玮，江苏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少年文艺》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和足球》、《淡绿色的小草》等，深受小读者喜爱，被评论界喻为“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发卡》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她编剧的电影《豆蔻年华》获金鸡奖及政府奖。1993年程玮定居德国汉堡，成为德国电视二台的制片人，拍摄了秦始皇、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孔子及北京奥运会等题材的中国文化纪录片，为中德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图书目录

第一章变化的计划 第二章穿马褂的高鼻子 第三章通天的梯子 第四章牛津的黄昏 第五章哈利·波特的餐厅 第六章中国也有过牛津 第七章伟大的失败者 第八章娜塔莉的梦想 第九章再见，状元 第十章那一根奇妙的魔杖 那轻轻的一点（代后记）

后记

我们大部分人从6岁开始上小学，以后上中学，上大学。还有的出国留学，读硕士，读博士。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主要是在课堂里度过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很多人会回答，为了我们有一个美好成功的人生。 可是，什么是成功呢?对成功下定义是件自寻烦恼的事情。 那一年，因为儿子到了自寻烦恼的年龄，所以我也开始跟着烦恼。 起因是果同学有一天清晨突然打电话回来，说他不想在现在的那个大学念书了。这个大学在德国南部的小城市里，被戏称为“德国的剑桥”。死去的黑格尔之类且不说，活着的罗马教皇、德国总统等等，都是那个大学出来的。果同学高中毕业，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学校老师连学文还是学理的建议也不给，只说，他的分数可以去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专业。所以，他一定要挑他最喜欢的大学和专业。问题是徐果同学喜欢的专业都是茶余饭后的高谈阔论，为了确保今后的饭碗，就挑了这所大学。 他抱怨说，这个地方的人不会说德语，口音古怪不说，还有语法错误。我想，他一个中国人去挑剔人家德国人的德语，也太狗拿耗子了。直接就把这条理由否决了。他又说，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他出门去超市买东西，收银台坐的是他的同学。他去服装店买东西，碰到他的统计学教授正在买内裤，还是黑色的。这对他是一个观念冲击，在此以前他一直认为内裤都是白色的。他去酒吧和女朋友喝点东西，邻桌端端正正地坐着教他数学的讲师。他说，这样的日子再过下去是要疯掉的。我说，你不做坏事，怕什么呢。大学城嘛，除了大学的人，就是旅游观光的人。到旅游淡季，只能是自己人看来看去了，很正常啊。他最后说，我想象不出我毕业以后天天西装笔挺地坐在奔驰、宝马那样的大公司里挣很多的钱。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的成功。 可是，什么叫成功呢?我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从中国到德国，搞了文学搞影视，现在重新又回到文学。可是，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怎样才算成功。 德国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很简单。德国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一生应该做到三件事：生一个儿子，盖一座房子，种一棵树。我把它理解为，一个男人一生中要为自己做一件事：生一个儿子，把他的生命延续下去；为家庭做一件事：建一座房子，让妻子儿女有个遮风避雨的港湾；为世界做一件事：种一棵树，给地球留下一片绿荫。 对男人来说，这实在不是很高的要求。生不出儿子，生个女儿也一样。建不成房子，买个二室一厅也可以。哪天天气好，出门就可以把树种了。德国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把男人的成功定义得这么清楚、这么具体，反倒让德国的父母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他们不会逼孩子悬梁刺股地去念书，也不会砸锅卖铁，牺牲自己的一切供孩子去上大学。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人而异，量力而行。 果同学有个儿时玩伴，住得离我们家不远。这孩子是独生子，还是爸爸年纪很大时生下的。所以，在他到了念大学的年龄时，他的父母已经退休。父母的退休金并不是不可以供养他上大学。但他的父母对人生的黄昏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趁着身体健康，还不老态龙钟的时候去周游世界。所以，独生子如果想上大学，只能自己去申请教育贷款，然后等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逐年还清。这孩子不想刚成人就背一身的债，所以高中毕业后就找了个广告公司学习推销广告，不久又找了个家里开餐馆的女朋友。成功男人应该做的三件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遥不可及。而果同学还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就像一辆新车，油箱满满的，马达已经发动起来了，往哪里开却还不知道。 我想，一定是我给孩子把成功的标尺定得太高了，现在是自食其果。 在德国有很多学校，不是以培养成功人士为目的。 比如说，德国法兰克福就有一个很另类的学校，名叫自由学校。这是一个被国家正式认可的学校。其实，国家并没有轻易就认可它。学校跟政府机构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一诉再诉，最后到联邦最高法院，才把官司打赢。 这个学校创建于1974年。全校一共有50个学生，年龄分别在3岁到13岁之间，10个老师，外加1个厨师。这个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反对权威，提倡独立思考。不分班，没有固定的课程。由学生自己决定学什么，在哪里学，什么时候学，怎么学。3岁的学生如果有兴趣，可以跟着13岁的学生～起学算术。如果哪天有个学生没有兴趣学习，他在操场上荡一天秋千也绝不会有老师批评他。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关系。老师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学习他想学的东西。玩和学习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学校没有作息时间表，更没有分数这一说——据创建者的解释是，分数本身就带有权威性质。所以，在这个反权威的学校就不应该存在。学期结束时，家长会得到一封很长的信，那是老师对孩子一个学期的评语。 这50个学生到底是怎么学习的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学校组织去阿尔卑斯山春游。整整一个星期全校都围绕这个主题学习。有的孩子研究高山植物，也许就研究到了史前社会。有的孩子研究地理，也许一直研究到板块碰撞。因为出去春游要坐火车。有的孩子研究火车的历史，他或许从蒸汽火车一直研究到磁悬浮。最后，他们各自写出一篇文章，把自己研究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那些三四岁的小萝卜头力所能及地学习拼写。把春游需要带的衣物行李列成一个单子准确无误地写出来，发到每个人手里。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学校招生的对象是3岁到6岁的孩子。学校有一个招生委员会，由一名老师和两名家长组成。通过和孩子家长的谈话，他们最终做出决定，收谁不收谁。这个学校的学费并不贵，基本上是每个德国家庭都可以承受的。 等孩子到13岁的时候，必须进入正常的学校去学习。所以，学校专门为那些11岁到12岁的孩子配备了老师，帮他们进入正常的学校做准备工作。 当年跟政府机构不屈不挠打官司的学校主要创始人是个女教师，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碰到电视台有关教育的脱口秀，偶尔也会把她请来秀一秀。因为她的教育观实在是太另类了。最近的一次脱口秀上，主持人委婉地问她，她的学生13岁以后转到正常的学校，是不是会不适应?她回答说，不管哪个学校的学生，转校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主持人委婉地问，她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些特别成功的人士。她的回答也很另类，她说您的意思是指这个那个奖。这些发奖的机构本身就是权威，我的学生们不会太重视它们。主持人又换个方式问她的学生大部分从事什么工作。她很耐心很安静地回答说，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善良的、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纳税人。 有正义感、善良、能养家糊口，还能给国家缴税，这是一个最普通也是最可贵的公民。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公民组成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成功的尺度定得这么高呢? 我这本书就是想从中国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来重新审定一下我们对成功的尺度。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读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重要得可以倾家荡产，可以砸锅卖铁。有一次，我很感动地把一个故事讲给德国人听。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农民家，倾尽全力，甚至卖血，去支持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大学。德国人听了没有感动，反而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觉得，并不是人人需要上大学的。这个社会是由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组成。上大学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于是他们问，为什么要这样? 是啊，为什么要这样? 答案是现成的：因为在中国，对最普通的人来说，读书是改变命运、走出贫穷的唯一途径。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不是在1978年那场高考中以200：1的比例击败其他考生，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我的人生道路，我的生活，肯定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是的。 但是，通过大学改变命运，现在已经慢慢成为一个童话。 随着中国大学的增加，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在今后的年代里，我们或许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即便辛辛苦苦读了名牌大学，毕业以后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工作。读书和幸福，大学和成功，它们结合得不再紧密，甚至有着慢慢分离的趋势。 其实，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让我们获得一双理性而聪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里的美好。这双眼睛就像一根魔杖，只是轻轻一点，就让我们生活中的一粥一饭、一草一花充满美丽而独特的意味……平凡的世界，会因此而变得美妙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