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大三国(第7卷):烈士暮年》编辑推荐：《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是《大三国》的两大基石。历史的《三国志》为《大三国》提供了三国原始元素，文学的《三国演义》为、《大三国》渲染了三国时代氛围。《大三国》的出发点，是欲打破两者不同的局限，把读者引领进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高度结合的境地。 ——赵剑敏，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大学教授（《大三国(第7卷):烈士暮年》作者）。

作者简介

赵剑敏，男，1955年生。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三十多年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自成一体，著有《盛世魂》、《竹林七贤》、《皇冠与凤冠》、《远去的牧歌》、《五代史》、《细说隋唐》、《大唐玄宗时代》、《大唐盛世》等多部著作，广受读者欢迎。其中，《盛世魂》、《竹林七贤》输出韩国，《五代史》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这套十卷本《大三国》，是作者潜心十年完成的又一历史巨著。

媒体推荐

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郭沫若 《三国演义》是通俗演义，但通俗演义终究是通俗演义，是否有人能够写出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三国演义》呢？ ——顾颉刚，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魏、蜀、吴三大割据势力，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 ——翦伯赞，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大三国》，较之《三国志》则显活泼灵动，较之《三国演义》，则显严谨有据，取长补短，兼顾平衡，雅俗共赏，蔚然大史诗。 ——朱大路，《文汇报》高级编辑

图书目录

第一章 金戈重画云梦 第一节 借地还地 1.美髯公 2.谈笑收三郡 3.单刀赴会 第二节 威震华夏 1.兵进樊城 2.初战 3.水淹七军 4.一片汪洋两孤城 第三节 大立天地间 1.非复吴下阿蒙 2.这一个计字怎么了得 3.打穿包围圈 4.大意失荆州 5.走麦城 第二章 一壶浊酒 第一节 饮食男女 1.老骥伏枥 2.红酥手 第二节 宁有种乎 1.累累的硕果 2.云气青色如车盖 3.才高占八斗 第三节 谁能争得太子位 1.低能的英才 2.终于弃了鸡肋 3.国本与己本 第三章 龙椅坐了曹家儿 第一节 铜雀飞来又飞去 1.医神人不神 2.吾为周文王 3.最后的儿女情 第二节 青山如浪屋如舟 1.七十二疑冢 2.殿暗复见殿明 3.相煎何太急 第三节 王袍换了皇袍 1.九品中正制 2.黄龙白雉齐舞 3.禅让真麻烦 第四章 倒挽银河洗太阳 第一节 你刚唱罢我登场 1.养子毕竟不是亲生 2.一盏孤灯照 3.西汉东汉又蜀汉 第二节 尔等称帝吾称王 1.武昌鱼 2.屈中求申 3.天象o人心o权术 4.黄鹤载得九锡来 第五章 夷陵之战 第一节 龙有龙的脾气 1.芳兰当门 2.铁定要东征 3.还是有人劝谏 第二节 银浪素云出夔门 1.白缟大军 2.和没能议成 3.江东男儿多才俊 第三节 蜀吴大对决 1.牵牛 2.火烧连营 3.尾声

后记

创作手记 一 2009年12月12日正午。点下了《大三国》最后一个句号。走到窗前，北风正紧，抬头仰望穹窿，只见长云密布，连成一张灰幕。缝隙间，一丝彤光努力挣扎着，欲挤破云层。灰云无情地合围，拼命堵截。我不愿再看这残忍的天象，回到椅上，点燃一支烟。吐出的烟雾，缭绕在电脑的字幕上。 整整十年了，世纪末的金秋季节，我写下了《大三国》的第一个字，进入了开篇。 尽管现在已是普遍地禁烟，不少人谈烟色变，然我不想隐讳事实，没有烟，我无法创作。十年来，烟比粮让我获得更多的创作力气。孟浩然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则是夜来风雨声，大瓶装的烟蒂，不知倒了多少，废弃的烟盒，许是可以垒成一堵墙。烟是最不讲情面的工头，抡着无影的鞭子，让在你最疲惫的状态下继续干活。烟还是亲密的伴侣，哄着你工作下去。 有时，为了开一个好头，抽了四支烟，竟然还思绪茫然，难着一字。不过，总的来说，烟调动了我所有的神经，帮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神经得到强化，却透支了身体，顽劣的咽喉炎不时发作，喉咙肿胀，鼻腔堵塞，呼吸困难，加上长期的颈椎病，经常头脑晕眩，耳边轰鸣，天旋地转。不少朋友劝我戒烟，但我不敢想入非非。我非常清楚，若是强行戒烟，那么，等于放弃了创作的生命。 干扰我的，不止是咽喉炎、颈椎病，还有严重的胃病。 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我进入了大学，就读历史学。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尽管非常欣赏喜欢名师的授课，很是敬重他们，却怎么也生不出迷信权威的感觉。总觉得，再大的权威，也是从黄毛少年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比常人多的是汗水和勤奋，自然天赋也不可少。 由是，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狂妄的想法，何不利用课余时间，来撰写一部规制宏大的史书，以体现自己对历史的把握。不怕幼稚，谁不是从幼稚过来的。颇有些老先生谆谆教导说，年轻时不应忙于写作，应多看多读，到一定的年纪再厚积薄发。我知道是好话，可听不进去。我也知道有句老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但还是想试一试，也找到另一句老话，叫做“年轻吃苦不算苦，老来吃苦是真苦”，来勉励自己。 主题反复甄别，最后确定为大唐玄宗时代。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由盛向衰的转折点，尤其唐玄宗独步古今的生涯，很是让我着迷。此外，中国有通史，有断代史，还无一部专讲一朝君主的“断朝史”（恕我杜撰），而唐玄宗时代出奇的丰富，足以满足写作的条件。 跑图书馆，积累资料，做了几箱卡片。一天当两天用，“一天”用作听课与考试，“一天”用作写作。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那年二十五岁，进入正式的写作，暑去寒来，冬去春来，到毕业前，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将一百四十万字稿子杀青。可积劳成疾，旧有的胃病发作了，大出血，四个加，住进了医院。 毕业后，参加工作，既成稿无力无法出版。思谋作第二稿，原来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写法，读了大量的西方名著，遂以中西合璧的方式，进行了二度创作。又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稿子。好的，收获总要付出代价，再一次胃大出血，医院二进宫。 病愈后，调入高校。两部稿子还是出版不了。适巧，北京三联书店和台北锦绣文化企业合作出版《中华文库》。这是海峡两岸出版界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合作项目之一。经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介绍，我用文史哲合一的手法，写了样稿传给北京，得北京三联书店负责编辑《中华文库》的潘振平首肯，进入了第三稿的创作。又经两年，写成的稿子终于得以出版。代价是，胃第三次大出血，在医院躺了数月。 三次大病，都凭着大慈大悲的母爱，加上后来挚诚的妻爱，才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今母亲大人已经天人永隔，念起慈容，不时悲从中来。 这关于唐玄宗时代风格迥异的三部稿子，逆着完稿时间的顺序已分别出版：《盛世魂——大唐玄宗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大唐玄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大唐盛世——玄宗时代的全景中国》，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从《盛世魂》起，我开始探索如何恢复史圣司马迁文史哲合一的史学道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中，融入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形成自成一体的“以史学为筋骨，以文学为血肉，以哲学为灵魂”的文本特色。 生命在于创造，偶然的机遇，天启的灵光，顽固的偏执，把生命与创造融为一炉。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无数的创造，推动着世界的前行。生活是庸碌的，赋予创造性的生活，才能体现活着的的价值。 自《盛世魂》出版后，我进入了创作的高潮阶段，相继写作并出版了《皇冠与凤冠——中国后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五代史》（新编二十五史之一，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版；《竹林七贤》，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远去的牧歌》（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之一），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细说隋唐》（补黎东方细说历史系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此外，主编、合作了几部著作。 《盛世魂》被译为韩文版，易名为《开元之治》，由韩国首尔时代出版社2002年出版。《竹林七贤》也被译为韩文版，由韩国青色历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后，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联合通讯》、《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世界日报》、《Han Gye Re新闻》、《京乡日报》、《文化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连续报导和评论，被视为研究中国文化难得的一本奇书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好书。 二 探索用文史哲合一道统来构写历史的实践，在一系列著作问世后，经社会检验证明，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各种称赞之语不绝于耳，市场的销量也颇为可观。 我不想故作谦虚，来掩饰探索的大致成功。因为，这成功非我一人之力，而是站在中国先圣先贤先哲的巅峰上，在旁稍稍垒起了一方山石。 批评也有，甚至相当激烈。称这样的写法，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我无意抬杠，然创作基点的不同，还是有些话要说。 大学者梁启超曾相当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是的，世界上独有中国有部连绵不绝的历史记录，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半出自于此，为西人所注目的东方文化大半出自于此。 然而，这门中国最发达的学问，雄踞世界最发达的学问，在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之后，在呈现了一团团的辉煌之后，在建立了一座座丰碑之后，以巨人的步伐从远古走向现代后，竟然跌落了，跌进非常难堪的境地，不止是奇迹湮没，不止是辉煌不再，不止是丰碑轰倒，直是落花流水，悲凉，低迷，惨不忍睹。 中国的史学，原本是优秀的，其不是以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历史记录成青菜豆腐式的流水帐，而是把人的鲜活生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到史圣司马迁降世，优秀的史学表现方式，被演绎成《史记》。这部不朽的经典作品，雄踞文史二坛，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打造了一个历经千载而依然生气盎然的史学传统。遗憾的是，在明代发微，至清朝泛滥的文字狱，迫使乾嘉学派将汉时史学的附属——考据学，尊奉为史学庙堂的正宗牌位，走进不无贡献却极其枯燥烦琐的境地，使史学与大众生活所脱离，被人们敬而远之。步入近世，情况愈发地糟糕，史学蜕变为学者谋生工具，摈弃灵性，摈弃才情，摈弃大气，摈弃史学的核心——人的原生态及人的生存意义，竟还美其名曰朴学。试想，如此风干的史学，岂能再有生命力？岂能再焕发出文化感召力？ 改变风干的史学，得有途径，得有方法，这途径与方法，看似苦海无涯，看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其实，正在灯火阑珊处：借鉴史圣司马迁的文史哲合一精髓。 文、史，加上哲，原亲密无间。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的玄谈众贤，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不是文中夹史，史中含文，并满布着哲学思辨。其文汪洋恣肆，信手拈来，让人百读不厌，掩卷长思，余音绕梁。 中国的文统、史统、哲统，三位一体，当出自一统。 将文、史、哲强行割裂开来，弄成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切断它们内在联系，各搞各的，那是学界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非中华的传统。拖史学走出困境，唯一的良方妙药，是通过文学、哲学的帮助，重续文史哲合一的学统，重建执世界牛耳的辉煌。 我虽不才，但不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古文运动（西方相应的有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引领下，来探索恢复史圣司马迁文史哲合一的道统。 对主权者而言，人民是上帝；对商家而言，顾客是上帝；对作者而言，读者是上帝。 路遥强调说：“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我有同感，我当为我的上帝而写！ 四 尽管是病躯之身，我不想在已有的作品前止步。 我在琢磨新的写作对象，在设计新的写作规制，在寻找新的表现形式。人生就是接受不断的挑战，除了欣然接受外部的挑战外，尤其应自己对自己挑战，挑战人生的极限。我无强健的体魄，无法攀登高耸万仞的自然珠峰。但靠着造物主赋予的坚强精神，可以另辟蹊径，攀登荆棘丛生的写作高峰。 我一直引以为旗帜的鲁迅曾说：“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之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群，对幸福各有着自身的理解。我的性格是不安于现状，总是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既然如此，那打破和谐和稳定，在不安中进行追求，毋庸讳言，应是宿命的安排。 处境越是险恶，追求的动力也就越大。 已经写就的著作，加上论文、札记、随笔、词典，主题从先秦一直抵达五代，字数的长短从千把字到一百几十万字。 新的主题在哪里？ 寻寻觅觅，踏破铁鞋般的寻觅，暮然回首，却不意就在我的记忆长河中。 三国！浮现到脑海。 那时，我兴奋得像个小孩。 一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醉心在中国古籍之中，通过梳理史料，来阐发对历史的见解。但我素来以为，人类有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的生存环境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不同的文明，从而产生对文化的不同观感与哲思。不过，在人类对宇宙、社会、自身的本始协调与终极挑战上，却是殊途同归。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在阅读中国典籍的同时，坚持阅读西方名著，时间分配上大致平分秋色。阅读的内容，除了历史，大量涉及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陆游的箴言是：“工夫在诗外。”研究历史，绝不能局限于史学。要识得庐山真面貌，还得将身跳出庐山之外。 对一个学者与作家来说，扩大眼界，提升境界，须海纳百川，广为采纳不同的文化成果，兼容并蓄，方能蔚成大观。 我读书，有一目十行的速度，却无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不容易把原文记得倒背如流，过上一段时间多有遗忘。记得诸葛亮的读书法，是“观其大略”，这倒符合我的胃口。从所有伟人、圣人、贤人、哲人留下的典籍中，抓住其宗旨与精神，多角度多层面地审视世界。原文忘了，确是遗憾，可没关系，化短为长，腾出脑量进行思考，把残留的印象化成原料与酵母，酿出一坛坛文化新酒。 中西合璧，使西风东渐。打通古今，厚积薄发，扎根于深厚的人类文化土壤，汲取养分，嫁接出新的史学品种。 五 我对历史的爱好，甚至偏好，从孩提开始的，是古典小说做的导师。 古典小说大致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说唐》、《隋唐演义》、《薛刚反唐》、《飞龙传》、《说岳》、《明英烈传》等，表现英雄主义；一类是《好逑传》、《唐祝文周才子传》，讲的是才子佳人；一类是《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以色情传播道德报应；一类是《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官场之怪现状》等，揭露官场腐败。 特别是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其他三部都是宣传英雄主义。 那时懵懂无知，起初对《红楼梦》并不感兴趣，读了两次，都只读了一半就扔了（后来在大学期间总算读完，才读出了味道）。《西游记》极是有趣，读了两遍，有些遗憾，后来的情节有不少的雷同。《水浒传》带劲，反复地读，熟到什么地步？一百单八将的星名、绰号、姓名全部烂熟于心，玩于鼓掌之间，任问星名、绰号、姓名其中一个，便可当即报出是哪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 读《三国演义》，已经超出个体的阅读，整个环境营造了“逼真”的氛围。那时，逢暑天，晚饭后人们聚在一起纳凉，三国的话题不绝于耳，谈到里面的人物简直是呼之欲出，如数家珍。人物已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和我们息息相通的当下之人，那些英雄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星空之下，伴着惊心动魄的传奇，犹如习习凉风扑面而来。 什么是三国？当时还真不懂也分不清三国的载体类别。知道《三国演义》又叫《三国志演义》，遂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认作是三国的全部，根本不了解还有部叫做《三国志》的史书。 因着《三国演义》，三国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成了忠实的三国迷。 节衣缩食，我购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国演义》。长成后，我才看到了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这才搞清三国的小说与史书的区别。后来，为祝贺我高考成功，师友顾太生赠送给了我一部其珍藏多年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至此，我拥有了小说与史书两种三国典籍。 1994年，央视播出《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配合播出，组织了人马撰写《三国大观》，其中《三国人物》部分，找我担任了主笔。时我在高校任教，教学繁忙，杂务缠身，时间仓促，我写了“前三国”与“蜀汉”两个部分。以提炼为宗旨，构画三国群英的风貌与精神，因文笔的独到，构思的巧妙，受到了好评。 这是我第一次撰写三国。 之后，酝酿写了《三国札记》，无奈受多家出版社之邀，忙于撰写其他段落的历史，遗憾未能完成。然为此所作的工作，不是无用之功，为日后的三国研究与创作铺垫了基础，其中包括大量的资料长编，史料分类、目录索引、心得体会。 三国已与我结缘，不过，却不知道会结下如此大缘。百年修得同渡船，万年修得共枕眠。我与三国之缘，真不知修了多少年。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时是青萍微动，却浑不知大风将至。 其实，风动，幡动，是源于心动。 大约1998年的某天，我忽然心有所动，似乎要为三国写些什么。 写什么？怎样写？心动之后是一片茫然。沉思许久，依然得不出头绪，只觉惆怅萦绕。 正在此时，老友张晓敏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前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方诗铭的《论三国人物》。在本书的后记中，方诗铭的女儿方小芬的一段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 原来史学大家顾颉刚在生前，对带有虚构成分的《三国演义》有个遗憾，希望能有一部反映真实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慰国人。作为弟子的方诗铭先生，回忆并补充说：“通俗演义终究是通俗演义，是否有人能够写出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三国演义》呢？顾颉刚先生就这样设想过。”可是，他又遗憾地说，“但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恐怕很难实现。” 此时此地，看到这样一段话，不知是不是天启。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血脉贲张，拍案而起，就是这个题目了！ 从那一刻起，我对着上苍发下了誓愿，在今后的日子里，不论将付出何等代价，定要写出一部真实的三国大史诗。 以往的写作经历，清楚地告诉我，要登上这创作的天堂，路途是遥远的，满地不是鲜花，而是遍布着荆棘，从灵魂到肉体，都将接受炼狱的磨难与考验。 六 主题有了，仅仅只是找到了入口。 一大堆问题摆着面前：用什么体裁？用什么笔法？用什么体量？用什么属性？用什么精神？ 上下求索，左右参考，殚精竭虑，思绪奔腾，一会儿如鲲鹏展翅于九霄之上，意气飞扬，一会儿似鼹鼠埋地于九渊之下，艰难掘进。明朗——混沌，雄壮——软弱，强健——无力，高昂——低迷，觉悟——惆怅，无时不刻在交会着，交战着，交融着。 我企图撕开防线，突围出去。 我希冀破解迷局，找到答案。 过程是漫长且曲折的，大致经过了一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各个要点渐渐浮出水面。自然，浮出又沉下，沉下再浮出。我清楚，最后的定型，绝非事先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将与撰写过程相伴相生，唇齿相依，即使成书之后，仍可能不免些许的遗憾。 一部巨著的构成，必然包含诸多的元素。 首当其冲是体裁。 历史体裁丰富多样，如《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为煌煌十五大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再加上野史、加上口传，加上考古成果，等等，各有各的优势。但要写出一部包拢三国万象的史书，这些体裁显然还不足及不适应表达。思虑良久，以叙述历史为主旨却更为丰赡恣肆的体裁——大史诗，跳入了脑海。 然已有的大史诗，仅仅只是一种启示，如要合乎时代潮流，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体现进步的人文精神，还须大力改造，形成自成一体的新模式。 接着是笔法。 这倒明确无异，自然是叙事。叙事也有多种形式，正史、实录、载记、野史、平话、戏剧，等等，各有千秋，或严谨，或灵动，或活泼，或刻板。我想，不能完全按葫芦画瓢，得结合所有的长处，借鉴成功的因子，来化腐朽为神奇。 要实现突破，最大的关键在于把历史的严谨与艺术想象力融为一炉。何兆武为其爱徒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作序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特殊学科，既要求有其严谨的纪律来规范，但同时又是充满了个性创造力的一门艺术。它要求个性的创造力并不亚于它之要求严谨的科学性。它既要求富有天才的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亦即它既要求自然科学那种严谨的献身精神，又复要求有艺术家的那种灵心善感。” 找到这种结合点，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我以往的著述，对此已经作了长时间的探索，并找到了文史哲合一的做法。但面对新的对象，这还远远不够，必须实现自我突破，找出一条新的途径。 不可回避的是体量。 既然设定是巨著，那体量一定是庞大的。粗略估计下来，大约两百万字，最起码需要五卷。定出五卷的数额，我是高兴的，即刻想到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来排列卷序。五行是先秦哲人认定的组合世界的元素，那么，三国就是一个大世界，以此喻示包罗万象，又九九归原。 最重要的是属性。 历史有多种叙述法，有实录，有虚构，有两者交融。但作为确实可信的文本，第一个必须保证真实性，在调入琳琅满目的艺术手段的同时，切记历史的本质是真实，应当做最高原则来对待。 要保证历史真实性，一切的依据均来自于史料，可以分析，可以说理，可以向美学靠拢，但绝对不得任意杜撰。不过，作为大史诗，需要场景的衬托，需要气氛的烘托，需要节点的勾连，这应该可以在保证叙事主题真实的前提下，根据生活、人性、地理、风俗的真实性，对历史加以“复活”，然得拿捏好分寸。 为体现叙事的真实，我决定采用我以前一贯用的做法，每一处的叙述都给予明确的注释，表明史料的出处，以便读者核对。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史料，因本文的不同，避免不了歧义、对立、矛盾，那得加以仔细甄别，慎重使用，去伪存真。但要摆脱胶柱鼓瑟，否则，便肯定要被捆住手脚，弄成枯涩的考据学。 历史的真实，不是简单的文本真实，而是要通过对生活真实的思考，跳出文本的局限，把生活的真实来还原历史的真实。 创作，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战略蓝图大致绘成，剩下的是具体的战术。如何行军，穿越万径人踪灭的雪山草原？如何厮杀，夺取一块块寸土必争的阵地？如何攻坚，拿下一个个负隅顽抗的堡垒？ 期望能通过点滴进展，积成方面大捷，再换取最后的全局胜利。 七 就在人们准备迎接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正式宣战了。 抗战八年，我做好了八年的准备。 不料，这一战，打了足足十年。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我把时间交给了三国。不过，与此同时，也应付着困苦的生存，对付着繁琐的杂事，接受了其他严峻的挑战，一言难尽。 写作历史，本是我的兴趣。为兴趣工作是令人兴奋的，可面对一个庞大的工程，当工作进入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岁月中后，兴趣会渐行渐远，离你而去。萦绕你的是身体的疲倦，头脑的晕眩，灵感的枯涩，兴趣变成了苦役。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肉体带来的所有障碍。 我随着写作的深入，在不断地理解人物，随着理解的深入，不由自主进入了角色，且随着人物的变化，变化着角色，伴随着英雄的笑而笑，哭而哭，怒而怒，喜而喜，仿佛真的身临三国其境。 从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论经验与见识，是人的黄金岁月。但论身体，尤其经过多年折腾的身体，却不得不承认，多少有些衰老了。 写最后一卷的时候，人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如此的状态，大概没人能看出，只有我自己知道，已是外强中干。原来我说话流利得很，能滔滔不绝，此时说话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说一句话，前半句吐出，后半句要勉强挤出。 身体发出信号，你需要休息了，需要长时间的调养，可若真是这样做，所有在脑中构成的史料与思路的关联，定然会淡化，再接上去一定会造成生硬。文章讲究的是气，气一断，很难接得上。 我怀疑自己是得了病，可不敢到医院检查，因一旦确诊，那么，你即使不想放下工作，也由不得你了。这还是轻的，如果万一一病不起，便会功亏一篑，造成根本无法弥补的烂尾巴工程。 行百里而半九十，这对我的意志力产生了极大的考验。 我别无选择，只能强撑着，调动更多的香烟大军，来进行增援。否则，便无法实现最后的冲刺。 生命与创作同在，只要能完成创作，生命即使短暂，也体现了最高的价值。 我不敢把身体情况告诉妻，只能默默向上苍祈祷，赐予我力量，保佑我能砌上大工程的最后一块砖。 障碍不仅在肉体，还有外界的干扰。 出版界有个权威对我说：“你知道吗？有关三国的出版物，已多达三千多种。你写三国还有什么意义？” 不知者无罪，解释又是困难的。 我只能简单地回答说：“我的目标是直追陈寿《三国志》，罗贯中《三国演义》，不要说是三千多种，就是三十万种，又与我何干！” 向前！向前！唯有向前，绝不能后退。 支撑我的最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我的经历坎坷崎岖，虽不及这些圣贤如此绝困大厄，却也颇能生出同感，以述往事，化郁结，通大道，思来者。 终于完稿！侥幸没有倒下，然元气大伤，至今仍未恢复。 回首整个过程，我油然冒出大江东去的沧桑感，耳边响起“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旋律。 八 有人问：“你的书与三国志、三国演义的主要区别点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 没有陈寿的《三国志》，便没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没有《三国演义》，那肯定没有我的《大三国》。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是《大三国》的两大基石。 历史的《三国志》，向《大三国》提供了三国原始元素，文学的《三国演义》，向《大三国》渲染了三国时代氛围。 《大三国》的出发点，是欲打破两者不同的局限，把读者引领进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高度结合的境地。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成就可谓有口皆碑，影响可谓流芳百世，在历史与文学的殿堂高据鳌头。陈寿与罗贯中两位老先生，在先贤祠中有显眼的牌位。 但有局限，这局限只是相对今日读者而言，本身谈不上什么局限。 《三国志》的局限：一是出于纪传体的格式，无论人物的足迹，还是事件的布局，多散见于各处，若非专门研究者，很难理清头绪，往往只能管中窥豹，或盲人摸象。二是文体的古奥，是典型的古文，与白话文相去甚远，今日一般读者已无法阅读。 《三国演义》的局限：一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然三分虚构干扰了七分真实，使读者真假莫辨，以假为真。进而升人为神，化人为妖，点人为鬼，与难免烟火气的真人相去甚远。即使说事，往往将简单历史记录，夸张成情节繁复的故事，甚至无中生有。二是语言，尽管已是大大地通俗化、白话化，然这通俗与白话，是来自于元末明初，对现代读者还是有因时空距离产生的阅读障碍。 我在大学开《评说三国群英》公选课，有次在课上曾问学生：“谁看过《三国演义》原著的请举手。”结果只有一人。我又问：“谁看过《三国志》原著的请举手。”结果除了接触片断者外，竟无一人。询问那么是从哪里了解了三国？回答是：连环画、影视、动漫、游戏，尤其是三国杀。 针对《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局限，我设计了基本的创作思路。 第一，确保历史真实。 《大三国》面对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我欲凭借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以历史现场的手法，打通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障碍，“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构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第二，采用白话文写作。 面对的素材，是古代汉语所写成的史料。要让古代汉语的史料被今天的读者接受，最大的问题是翻译，让古汉语实现现代化，变为现代白话文。翻译应是意译，更好是神译，透过史料将时代的精神提炼出来，将各种活生生的东西提炼出来，传达给今天的人们。 第三，保留三国气息。 用白话文处理历史，明瞭是明瞭了，但容易失去时代的气息。而保全时代的气息，有关所写时代的精神。为让读者进入那个气场，用上了来自于各个时代对三国的记录、报告、诗赋、评论。最要紧的是对话，尽量保留对话的原貌，只是在令人费解之处，略作加工。绝对不编对话，否则，变成了小说。 第四，接通古今地气。 为缩短读者对古代的距离，打消陌生感，偶尔用上与之相通的现代英雄的风貌，伟人的神韵，哲人的思考，百姓的音容，拟出古今即是昨今的时空。此外，尽可能地掺入老话、民谚、风俗，化特殊时代为今人能理解的时代。在场景描写中，引入千古不变的山水、植物、动物，以增进读者的亲切感。 第五，扩大叙述层面。 《三国志》以帝王、将相、名流为叙述主体，《三国演义》以英雄、侠士、名士为叙述主体。《大三国》因史料的限制，自然也要浓墨重彩描写这些人物。但基于勾画整个时代的需要，虽不无困难却尽量地扩大叙述层面，比如魂连大漠的文姬归汉，展现伦理悲剧的孔雀东南飞，士人精神最后展现的竹林七贤。 第六，融入历史地理。 人在大地上行走，星辰运行于宇宙，都有轨迹。为凸显轨迹的原状，须注重在与之相应的时空，那就是历史地理。无论在《三国志》中，还是在《三国演义》中，多是只有地名，而无地理。为配合宏大叙事与重要叙事，融进历史地理，以此显明战略的考虑、政局的关联、战争的进程、后勤的供应、版图的结果。 第七，强化职官制度。 行家说，研究历史有两把金钥匙：一把是历史地理，一把是职官制度。三国的政治制度包含的机构、官职与职能，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名称的不同。为便于读者的了解，在行文中作了解释性与研究性的处理，但尽量保留原名，避免用今名强行翻译原名。 第八，挖掘人物心理。 第二历史（历史记录），无论怎样丰富，与第一历史（历史真实）相比，其实都只是 “断简残篇”。尤其是人物，被抽干成无血无肉无躯干的残骸。要复活“历史”，首先得“复活”人物，须从仅存的资料中，以人之常情与事之常理，对人物心理进行合理深度挖掘，演绎出与活生生的人物，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 第九，融入分析批判。 在保证叙事流畅的前提下，作出分析与批判。文学是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叙事。史学则是对过去的回顾，在分析中回顾。史学自然也有批判，然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无论是分析或是批判，必须注意避免掉入油水分离抽象概念的窠穴，而要作水乳交融的化合，进行层层剥笋。 第十，打通外行内行。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本是技艺场中一句谚语。在写作时，被我移来当作了座右铭。以雅俗共赏为写作出发点，既是面对学者的阳春白雪，又是面对大众的下里巴人，甚至可以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雅者见雅、俗者见俗，用句媒体常用的话，叫做扩大受众面。 第十一，突出宏大气象。 《大三国》是全景式的叙述，是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大史诗。一个字，是大！以大历史、大时代为背景，来体现大舞台、大画卷；以大英雄、大豪杰的奋斗，来表现大困顿、大坎坷；以大仁者、大智者的博爱，来呈现大光明、大境界。不止是大，在大的框架下，有入木三分的刻划，有细致入微的描写，有丝丝入扣的情节，引入民间疾苦，揭示生存挑战，关怀生命意义，在看似惨烈的苦海中，搭乘普渡众生的大慈航。 《大三国》与《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区别，绝不是简单的壁垒分明，而是移花接木、扬长避短的别开门户。很可能我认定的长处，用《三国志》、《三国演义》的角度来看，倒成了短处，这无论如何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师友朱大路有句话，总结得最是简洁明了：“《大三国》比《三国志》活泼，比《三国演义》严谨。” 九 有人问：“你写作出版本书的现实意义何在？” 还有人问：“你认为三国的精魂到底是什么？” 我的综合回答如下： 第一，体现文化内核。 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定义，可谓是汗牛充栋，众说纷纭。有关文化的内容，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如果化繁为简，可将每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可视为人类不同生活类型及其与之相应的思维模式的遗产与现实的总和。 三国是个竞争时代，竞争有武力的竞争，然吸引后世眼球的，却是文化的竞争，精神的竞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化之所以为人们所重视，关键在于文化给了人们无限的思维启迪、生存指南、精神慰藉。 从而，三国文化绝非那个时代的文化，而是与后人息息相关的大文化。谈三国文化，应从思维启迪、生存指南、精神慰藉作一个大切入，显示三国文化给当下人们从生活到精神的历史性帮助。谈文化遗产，有形遗产固然重要，其是人们承载记忆的载体，然精神遗产更为重要，其是激越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下的人们具有启蒙、教育、提高的功能。 第二，弘扬英雄精神。 三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英雄，为什么后人对三国的英雄情有独钟？ 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时代整体而言，三国的英雄特别有激情，特别有壮志，特别有抱负，他们敢于用头颅与鲜血，去追求最高的人生境界，追求最大的人生价值，追求最佳的人生声誉，不止是求生前名，且更追求流芳百世的身后名。如此的状态，决定着他们毫不保留地献出一切。 这些英雄们，充满着阳刚之气，大阳大刚。从而，整个三国朝气蓬勃，振奋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显示出人格的强势，显示出国家的强势。国家是无数个体的集合，国格在于人格的聚合，强健的人格汇成了强健的国格。很难想象，一个精神萎靡的民族，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三国尽管天各一方，但在那个时代，无可争议地都属于强国，世界之强国。 三国的英雄是人，是人都有短处，都有缺憾，但那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实在让今天的人们获取阳刚之气，以振国魂。 第三，激发士人情怀。 三国多英雄，这些英雄不是草莽英雄，而是以士人为主体的英雄。 什么叫士人？士人不仅有知识，且孜孜以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有副铁肩，有一身的正气，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担当道义，身体力行不计个人安危地匡世济民，除暴安良，铲除社会的黑暗，救黎民于倒悬，前赴后继，为打造一个清平世界而奋斗不已。 这可以教育今天的知识分子，什么叫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什么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第四，凸现道德品行。 尽管是个乱世，尽管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然正在这残酷的环境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道德楷模。 道德的核心在于伦理，具体的体现是忠仁义礼智信。在铁与血的冲击下，几乎难以想象，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个道德楷模，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映红了残破江山。忠的代表，有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仁的代表，有以民为本的刘备；义的代表，有气贯长虹的关羽；礼的代表，有学富五车的郑玄；智的代表，有恪守正义的荀彧；信的代表，有积善布德的管宁。这些代表构成的道德符号，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竖立了令人景行的丰碑。 第五，彰显智慧华彩。 三国英雄的逐鹿较量，最华彩处，是大智慧的精彩纷呈。 有人生的智慧，如什么时候入世，什么时候出世，怎么隐，又怎么仕。有外交的智慧，舌战群儒，折冲樽俎，化敌为友，维护国家声誉。有政治的智慧，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又不失长袖善舞，刚柔并济。有军事的智慧，扬长避短，以弱胜强，不仅将传统兵法演绎得淋漓酣畅，且在一场场实战中，创造了脍炙人口的战争经典。总而言之，不论什么智慧，都是文化的智慧。尤其是诸葛亮，成了后世尊奉的智慧之神。无数的智慧，将三国合成了智慧库，千古震撼着人心。 第六，歌颂统一主旨。 统一，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元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包括天下一家、四海一家，都是简单却有力的证明。 三国尽管是分裂时代，但统一的精神却贯彻始终。在大一统观念的浸淫下，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抑或是孙权，都保持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他们都要王天下，而非霸天下。三个政权分别扫荡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曹魏在北方的统一，蜀汉在西南的统一，东吴在南方的统一，都是实现统一的表现。三个局部的统一，最终换来了三家归晋的大一统。 第七，倡导依法治国。 中国对社会的治理，无非德法两道，承平行德治，乱世用重典。乱世道德沦丧，制度崩溃，政府瓦解，组织衰落，一切往日的束缚全部松脱，洪水滔天，人如猛兽出笼。 在如此朝不保夕的世道中，唯有祭起法典，才能改变人面兽心。由此，曹操三令五申地推出严峻法条，将杂乱无章的北方恢复了秩序。刘备入川，诸葛亮义无反顾地用重法治蜀，使之夜不闭户，路无拾遗。孙权在江东实行严刑苛法，无论重臣贵戚，还是金枝玉叶，只要触犯法网，一律严惩不贷。 三国均用法治，尽管矫枉过正，却无不各见成效，化乱世为治世，尽成为强国。这是难得的天启，对今天思考如何惩治腐败，倡导正义，实现公平，实在是大有裨益。 十 有人问：“你花十年时间写这一部巨著，支撑你的信念是什么？”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我想留名，通过著述留得身后名，以此不枉来过人世的价值。 儒家有太上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 德行如何，任人评说。立功，无时代条件。我剩下的唯有立言，把自己对世界的观感、经验、教训、思维，通过著述播于今人，传给后人。 萨特曾说：“当你百年之后，你的书脊立在书架上，那是你生命的延续。” 我希望《大三国》成为我百年之后的生命延续。 这个时代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多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时代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我不信邪，偏愿意用生命的代价去打破这个说法，冀希将《大三国》做成二十一世纪的经典作品，且成为能够让后人阅读的传世作品。三国是魏、蜀、吴鼎足三立，冀希我的《大三国》与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鼎足三立。 冀希只是冀希，至于究竟是否能够获得如此的效果，只有让历史来证明。结果肯定是两个：一个是痴人说梦，一个是梦想成真。 这或许就是支撑我花十年时间，写这一部巨著的主要信念，自然还有其他。 十一 人们说到故乡，多说的是空间。 我的故乡是无锡，我的户籍在上海，生于斯长于斯，故乡变成了模糊不定的地方。自然能用一般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的区别，区别出无锡和上海。然曾多次前往无锡，尽管有鼋头渚的壮观，崇安寺的繁华，学术会议的热闹，那里却举目无亲，全没亲情带来的节假欢笑，实在难以找到故乡的感觉。久居上海，无论喻为东方的巴黎，还是缩成十里洋场，过于喧嚣的城尘，水泥搭建的森林，同样找不到故乡的感觉。 故乡，我在地理上可以认定，却始终找不到感觉。 空间上的故乡失落，是否可以从时间上寻觅？ 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故乡怎么可能存在于时间中。 万丈红尘不可能，佛教却指示出人的今生前世。悠扬的晨钟敲响今生，昏沉的暮鼓回响前世。前世肯定是时间。在时间的倒溯中，通过《大三国》的写作，来到了三国，一种亲切又熟悉的浓浓气息扑面而来，我被紧紧包裹了，无法抗拒，无法挣脱，不由自主从潜意识中冒出皈依感：到了，我前世的故乡。 呵，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乡。 这故乡不是桑梓热土，而是精神家园。 十二 谨将此书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 献给五千年来激扬中华民族魂的志士仁人。

序言

人活着，得靠信仰支撑。 信仰的依托点，在于情结。 中国人有许多情结，来自老祖宗传下的文化情结，特别是四大名著的情结。在这四大情结中，三国的情结，实高于水浒、红楼与西游，处于绝顶的高端，真可谓无人不晓，不论是白发渔樵，还是黄毛稚儿，甚至巾帼红颜，也不管是否有浊酒斟饮，无不津津乐道，心向往之。 我挺相信缘，相信这天地万物化合的自然结因。不止我和三国有缘，乃至中华民众乃至世界民众，都和三国有缘，生生不息之缘，薪火相传之缘，透入父精母血之缘。 缘得因生，因在何处？ 三国是个英雄时代，英雄辈出，如过河之鲫。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英雄，为什么后人对三国的英雄情有独钟？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时代整体而言，三国的英雄特别有激情，特别有壮志，特别有抱负，他们敢于用头颅与鲜血，去追求最高的人生境界，追求最大的人生价值，追求最佳的人生声誉，不止是求生前名，且更追求流芳百世的身后名。如此的状态，决定着他们能毫不保留地献出一切。 乱世出英雄，是我打小就听惯了的一句老话。这句老话，深扎在中国的土壤之中。记得有年去黄土高原，进入一处穷塬，和一脸皱纹目不识丁的老汉坐着闲聊，聊到王朝兴亡，老汉将手中的烟锅往脚后掌使劲敲了敲，口中吐出了这句话。话音伴着喷出的烟雾，徐徐在空中扩散，升往广袤的天际。 英雄，为英特之杰雄。他们或是茅庐寒士，或是公卿高官，或是白面书生，或是虬髯粗汉，或是天璜贵胄，或是贩夫走卒，应有尽有，无所不在。然在那平世，他们多被俗情所束缚，被条规所禁忌，被律法所强制，俗貌遮掩了真性情。到了乱世，束缚变得松弛，禁忌渐被破除，强制沦为虚设，一扫窒息的空气，个性始得以张扬。 乱世，是英雄的机遇，英雄的舞台，英雄的世界。 英雄，在乱世中横空出世，激越当代，传之千秋。 这不仅仅是种记忆，而是人类顽强生存的典型模式。 三国的英雄，是大英雄，是真男儿，是伟丈夫。 面对从衰世滑入乱世的板荡风云，一个个以超世之杰的雄姿，以市井之徒的狡相，以羽扇纶巾的儒雅，以彪形大汉的剽悍，以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冲锋陷阵的搏杀，以书卷香气的狂放，以武林高手的啸傲，以珠玑琳琅的绣口，以长剑出鞘的英气，纷纷登上光怪陆离的舞台，一展身手，大展身手。 英俊也罢，丑陋也罢，高大也罢，矮小也罢，无论是什么形貌，都锁不住由衷而发的万丈豪情，运筹帷幄在虎帐龙营，纵横驰骋在铁血沙场，折冲樽俎在国际谈判，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壮怀激烈，指点江山，在那滚滚的红尘中印下辙迹，在那绵绵的青史上凿上功业，在那茫茫的宇宙中矗立丰碑。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因为“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可怜的一个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却不知爱戴的民族，是一个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 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说：“即使崇拜一颗星都有某些含义，那么崇拜一位英雄的含义该有多大呀！崇拜英雄就是对伟大人物的卓绝的敬仰。伟大人物始终是可敬可畏的；从根本上讲，此外就没有什么再值得敬佩的了，不独在今日，而且在一切时期，它都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活力。” 人们喜欢三国，是出于他们英雄崇拜的情结，不论情态如何，都希望通过英雄崇拜，希冀人格之独立，精神之自由。人虽有灵鈍、英庸、强弱之分，然而摆脱精神的压抑，挣开俗世的桎梏，追求意气的舒展，却是一致的。现世不得，转向古道，让英雄们抚去他们的精神焦虑，慰平他们的心灵创伤，激励他们的生存勇气，让人生多少酣畅些。 人们喜欢三国，喜欢三国英雄。可是，其他时代也有英雄，为什么那些英雄比不上三国的英雄？ 其他时代的英雄，多贵族英雄，草莽英雄。唯有三国，从整体而言，多士人英雄。不是其他时代没有士人英雄，相比之下，天壤之别。 三国的英雄，是以士人为主体的英雄。 衡量士人的标准，知识只是一个因素，绝不是主要因素。士人在于孜孜以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有一副铁肩，有浩然正气，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敢作敢为，敢于捍卫个人权益，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担道义，身体力行不计个人安危地匡世济民，除暴安良，铲除社会的黑暗，救黎民于倒悬，为打造一个清平世界而奋斗不已。 士人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栋梁。 三国之所以精彩，实在与士人相应的文化有关。看似三国布满金戈铁马，其实，在大竞争处，无不是文化的碰撞，激出电石火光，激出黄钟大吕，激出高山流水，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乐章。 东汉末的士人，也就是所谓的党人，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为了惩治腐败的政治，改变黑暗的社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舍生取义。可是，在顽劣的现实面前，尽管付出了头破血流的代价，到头来，还是眼看着大厦将倾，王朝江河日下，走向衰亡。 三国的士人，接受了党人的教训，继承抗争的精神，在大动荡的条件下，终于丢弃了口头批判，拿起了武器，建立了士人自身的政权。他们不再做毛，而做了皮，让其他的阶层做了毛，附在他们这块皮上。如此以士人为主体的政权，是历史的唯一，念天地之悠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平心而论，三国的士人英雄都是叛逆。从袁绍，到曹操，到刘备，到孙权，无一不是叛逆。说他们叛逆，是叛逆了主流社会。然而，当主流社会顶着正统的名义，实质却偷梁换柱，背离了正义与公平之时，这些士人英雄的叛逆，正是一种大无畏的纠正，希冀恢复正义与公平。功德圆满，他们从叛逆变为了主流。 三国尽管是个乱世，甚至到了血流漂杵的地步，然正在这残酷的环境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道德楷模。道德的核心在于伦理，具体的体现是忠、仁、义、礼、智、信。忠与奸、仁与暴、义与诈、礼与蛮、智与愚、信与叛，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扣动心弦的较量。在铁与血的锤炼下，几乎难以想象，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个道德楷模，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映红了残破的江山。 忠的代表，有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仁的代表，有以民为本的刘备；义的代表，有气贯长虹的关羽；礼的代表，有学富五车的郑玄；智的代表，有恪守正义的荀彧；信的代表，有积善布德的管宁。 这些代表构成的道德符号，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化与精神的双遗产。 统一，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元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化成天下一家，四海一家，是简单却有力的证明。三国尽管是分裂时代，但统一的精神却贯彻始终。 在大一统观念的浸淫下，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抑或是孙权，都保持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他们都要王天下，而非霸天下，即使暂时的霸天下，也是为了终究的王天下。 毛泽东有言：“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三个政权分别扫荡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曹魏在北方的统一，蜀汉在西南的统一，东吴在南方的统一，都是争取统一的表现。三个局部的统一，最终换来了三家归晋的大统一。 我对三国着迷，着迷所有的一切，然最着迷的是三国呈现的人格。 三国的英雄们，充满着阳刚之气，大阳大刚。使得整个三国朝气蓬勃，振奋昂扬，积极向上，不断进取，显示出个体的强劲，显示出民族的强劲，显示出国家的强劲，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强劲。三国尽管天各一方，但在那个时代，无可争议地都属于强国，世界之强国。 国家是无数民族的集合，民族是无数个人的集合。国格在于族格的凝聚，族格在于人格的凝聚。强健的人格汇成强健的族格，强健的族格汇成强健的国格。 所有的格，落实到最后，就是尊严，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尊严。要获得尊严，得需坚韧不拔的勇毅，生死度外的奋斗，前赴后继的执着，加上智慧的较量，胆略的比拼，苦役的承担，加上风骨的不屈，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林林总总，呈现出个体的精气神，民族的精气神，国家的精气神。由高贵的个体魂，打造出高贵的民族魂，打造出高贵的国家魂。 很难想象，一个精神萎靡的民族，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改造国家的前提，是改造民族的素质，改造民族素质的前提，是改造个体的素质。仅仅着眼经济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唯有人人能自尊自强自立，那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复兴的大希望。 有人问我：为何愿用生命去写三国？ 我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借三国激扬中华民族魂。 最后，我要斟三杯酒：一杯敬给陈寿先生，感谢他以如椽巨笔，给中国人创造了不朽名著《三国志》；一杯敬给罗贯中先生，感谢他以生花妙笔，给中国人带来了瑰伟奇书《三国演义》；一杯敬给三国所有的英雄，感谢他们以生命体验，给中国人竖立了激扬民族魂的信心。 五千年的文明，其实，弹指一挥间。 不足百年的三国，犹如流星划过天空。 古今之距离，不过就是昨天与今天。 我总觉得，古人比今人更可亲近，他们把心扉向汗青敞开，毫无保留贡献了生存经验、教训、智慧，犹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后人的漫漫长夜。 因此，我私下愿把曹孟德当作里巷豪儿，与之煮酒论英雄；把诸葛亮当作坊间智者，与之抱膝啸宇宙；把陶渊明当作近乡老叟，与之荷锄种豆苗；把李清照当作邻家女孩，与之佳时探芳草；把李太白当作东闾朋友，与之携剑至华山；把苏东坡当作西窗同道，与之赏竹烧猪肉。 精彩的文化，必来自于生存的挑战。 那看似越高级的文化，其实，越来自于生活。 三国所有圣人、贤人、哲人与伟人，一切的著述、箴言、行为与实践，无不来自生活，来自充满俗世常情的生活，那是火辣辣生命碰撞坎坷、曲折、痛苦与炼狱，得出真切切的体验、总结、提炼与发挥，是在烈焰煎熬中凤凰涅槃后产生的理想、抱负、担当与指南，是污水浊泥升华的高屋建瓴，人间烟火烘托的鲲鹏展翅，涓涓细流汇成的百川归海。 脚踏实地，壮志凌云。 这是三国文化的精粹所在，是三国历史的精华所在，是三国人物的精英所在，更是三国生存的精彩所在。 我设定的写作对象，多是一个大时代，能够集中体现中国人精神的大时代，以激励当下的人们，获得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源泉。 在继大唐盛世之后，我又找到了三国。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一段，上有陈寿《三国志》，下有罗贯中《三国演义》，将这段历史演绎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然此二书，陈寿的《三国志》尽管被誉为二十五史中的良史，但毕竟是史料胜于史辨，再加上古语言文字的时代限制，今天广大读者已无法予以流畅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是中国的名著，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世界名著，尤其在日本、韩国、东南亚拥有广大的读者。可是，这是本文学名著，其中颇多虚构，在使读者充分领略时代人物的丰采的同时，却留下了与事实不尽相符的遗憾。再者，由于文言文的缘故，对今日广大年轻人也产生了阅读障碍。 与鲁迅、胡适同代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在生前就《三国演义》多虚构的遗憾，衷心希望能有一部反映真实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慰国人。 前些年过世的史学大家前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方诗铭先生，也有如此的愿望，认为《三国演义》是通俗演义，“但通俗演义终究是通俗演义，是否有人能够写出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三国演义》呢？顾颉刚先生就这样设想过。”可是，他又遗憾地说，“但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恐怕很难实现。” 其它史学家也颇多有这种希望和失望。 方诗铭先生的女儿方小芬女士，抱着寻找希望的心情，虔诚地说道：“如果真能写出一部新的《三国演义》，再现历史的真实，那是最能告慰于前辈的。” 确如方诗铭先生所说的那般，写出新的《三国演义》，工程实在是太大，以一人之力难以完成。 我自幼深受三国的熏陶，又曾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三国演义》，在《三国大观》中撰写过三国人物，此外，还撰写过多篇有关三国的论文和学术随笔。以此为底蕴，作者立愿圆一圆前辈史家之梦，写出一部合乎历史真实的新的《三国演义》。当然，真实的新的三国，不能再叫演义，而应是大史诗。 为此，我暗暗作了十多年的史料准备工作，包括正史、编年史、杂史、起居注、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方志、笔记、稗乘、文赋、诗词、令曲、天文、地理、气象、植物、动物、农谚、考古，以及古今研究成果等数据，各种文本多达数百多种。 与此同时，忙中偷闲，尽量挤出时间，游历大江南北，塞外大漠，寻访事迹故地，观察山川形势，凭吊英烈名贤，进行实地采风，积累灵动素材，寻找历史风云的流动感，给写作奠定必要的储备，包括心理和材料的双重储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就是如何写？ 大学者梁启超曾相当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中国的史学，原本是优秀的，其不是以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历史记录成青菜豆腐式的流水帐，而是把人的鲜活生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到史圣司马迁降世，优秀的史学表现方式，被演绎成《史记》。这部不朽的经典作品，雄踞文史二坛，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打造了一个历经千载而依然生气盎然的史学传统。遗憾的是，在明代发微，至清朝泛滥的文字狱，迫使乾嘉学派将汉时史学的附属——考据学，尊奉为史学庙堂的正宗牌位，走进不无贡献却极其枯燥烦琐的境地，使史学与大众生活所脱离，被人们敬而远之。步入近世，情况愈发地糟糕，史学蜕变为学者谋生工具，摈弃灵性，摈弃才情，摈弃大气，摈弃史学的核心——人的原生态及人的生存意义，竟还美其名曰朴学。试想，如此风干的史学，岂能再有生命力？岂能再焕发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要改变枯燥的史学，得有途径，得有方法，这途径与方法，看似苦海无涯，看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其实，正在灯火阑珊处：借鉴史圣司马迁的文史哲合一精髓。 文、史，加上哲，原亲密无间。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的玄谈众贤，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不是文中夹史，史中含文，并充满着哲学思辨。其文汪洋恣肆，让人百读不厌，掩卷长思，余音绕梁。 中国的文统、史统、哲统，三位一体，当出自一统。 将文、史、哲强行割裂开来，弄成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切断它们内在联系，各搞各的，那是学界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非中华的传统。拖史学走出困境，唯一的良方妙药，是通过文学、哲学的帮助，重续文史哲合一的学统，重建执世界牛耳的辉煌。 关键之关键，得将历史写活。 三国是一个已经入土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但还有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有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有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我决意凭借所有与三国有关的印迹，以历史现场的手法，以心理学的睿识，去打通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障碍，将古人故事予以“复活”，“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构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突显宏大的特色，推出全景式的叙述，以大手法写大历史，蔚成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大史诗。以大历史、大时代的背景，来映照大舞台、大画卷；以大英雄、大豪杰的奋斗，来表现大困顿、大坎坷；以大仁者、大智者的博爱，来呈现大光明、大境界。以期成为三国英雄的大聚会，三国精神的大盛典，三国文化的大展示。 结构是大叙事，但有入木三分的刻划，细致入微的描写，丝丝入扣的情节，引入民间生态，揭示生存挑战，关怀生命意义，在茫茫的苦海中，搭乘普渡众生的大慈航。 始终置于心头的座右铭有两通。 一通是史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一通自身长期打造的：以史学为筋骨，以文学为血肉，以哲学为灵魂。 冀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雅俗共赏，既是面对学者的阳春白雪，又是面对大众的下里巴人，更是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锦绣长卷。 司马迁写《史记》，饱受凌辱而当仁不让，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我写《大三国》，饱受困顿也当仁不让，跟着说：“先人有言：'自陈寿卒千余岁而有罗贯中。罗贯中卒后至于今六百岁，有能绍奇世，正大道，继三国，本仁义礼智信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小子不才，然天赐之命不敢辞，决意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写活时代，写活人物，写活三国，以飨读者，包括中外今后读者。以上对得起玄天，中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黄地。 半辈挚爱，半辈积累，半辈铺垫，终于起笔。 十年寒暑，十年心血，十年玩命，终于杀青。 五载宣扬，五载交涉，五载破关，终于付梓。 《大三国》篇幅巨大，犹如大江东去，咆哮溅雪，吸纳百川，奔腾入海，吞吐万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必赏者赏之，贬者贬之，赞者赞之，批者批之。 尽管在写作中，我已是殚心竭虑，焚膏继晷，褴褛筚路，使出浑身解数，力求做到史料翔实，诠释准确，撰写精到，观点公允。然面对工程的浩大，典籍的纷繁，见解的矛盾，落点的无穷无尽，肯定会百密一疏，捉襟见肘，甚至贻笑大方。 三国是中华的三国，是世界的三国，是所有人的三国。我在此庄重地承诺，《大三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向所有人开放，但愿能抛砖引玉，不论是真知灼见，还是当头棒喝，抑或是不屑辱骂，只要有益于此书的改观，我必诚心恭受，并致以十二万分的感谢，在出修订版时一一采纳。 但愿国人，同舟共济，齐来帮助完善《大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