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高仓正三苏州日记: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1939-1941)》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高仓正三 译者：孙来庆

专业推荐

媒体推荐

（这本书）在至今为止的记载中是极罕见的。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仅对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对那些想以中国人生活为资料而探究人间生活百态的人们来说，也是可贵而难得的资料。从广义而言，是作者对世人的一种贡献。 ——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

名人推荐

此书对沦陷后的苏州文化情状起了“补自”作用。 ——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

序言

抗战时代距今有六七十年了，但那时的私人日记仍有发现。有的已交付出版，如《荻岛静夫日记》和董毅的《北平日记》。前者是一名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后者是一位沦陷区市民的见闻记。二人国籍不同，思想立场也不同，但他们以各自的角度反映了抗战时期的一面，都成了历史的见证。 这本《苏州日记》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起讫时间为1938年(作者到苏州的时候是1939年)到1941年。这其间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如汪精卫投敌和组织伪政府；日军进犯冀中和长沙，并向晋察冀解放区发动三次大“扫荡”；八路军“百团大战”痛歼日军等。可是这本日记对此一无表露。作者只记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当地见闻。因此翻开这本战时日记，你感受不到战争年代的气氛，却能见到他足迹所至的当地社会面貌和文化状况，这不有点奇怪吗？ 原来作者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日本人。他叫高仓正三，生于1914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后在东京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他作为日本外务省赴华特别研究员，到苏州工作，主要是学习、研究吴方言。从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本职工作是很努力的，短期内就初步掌握了很难学的苏州方言。可惜他体弱多病，隔了一年多就住进了苏州医院，动了三次手术，终于在1941年春不治身亡。他的兄长高仓克己从日本赶来料理后事，在遗物中发现了他的日记。这本日记经过他的兄长、同事和朋友的整理，于1943年1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因为所记大多是在苏州的事，所以用《苏州日记》作为书名。 时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吉川幸次郎为这本书写了跋。他说由于“日记的内容以对苏州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等的观察为核心”，所以它的出版“对本国(指日本)人来说未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吉川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也是出版这本日记的推荐人，却估计此书不会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这并非无因。“二次大战”进行到1943年，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而不利于日本。在此情况下，要叫日本国民关注域外的地方文化，自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此书只印了3000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本土为美军所占领，这时候的日本人学英语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顾及中国的苏州话？因此日记出版后，可以说知者不多，无甚影响；流入中国的恐怕没有几本，译介更是谈不上了。 但事有凑巧，1986年5月，江苏省昆剧院组团赴日本演出，随团前往的省艺术研究所朱喜先生得到了这本《苏州日记》。这是日本演剧教育联盟资料馆富田博之先生送给他的，说这本书保存下来的已不多了，其中有若干关于昆曲的记载，可供研究参考之用。朱喜先生带回翻阅后，发现说到昆曲的地方并不多，不过“觉得作者对苏州的某些研究和记录，似有可取之处，于是决定将它加以介绍，以期引起有心人的兴趣”。为此他写了一篇《高仓正三和他的(苏州日记)》，寄给《苏州杂志》。此文发表在1993年第1期，现摘录如下： 《苏州日记》的作者高仓正三，从书中的插页照片看，是一位戴眼镜胖胖的青年。全书的内容，就是他1938年12月被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推荐到外务省担任驻中国的特别研究员后，从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记。1939年9月25日抵达中国以前的日记很简略，并且不是每天都有，显然是经过编者的删节，只留下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内容。高仓正三到中国后，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两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尔有事去上海日本领事馆外，其余时间都在苏州，日记说他的住处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这大概是书名叫作《苏州日记》的原因。高仓正三的身体很不好，日记中屡屡有生病、住院的记载。1941年3月13日在“盘门内新桥巷苏州医院”去世，时年才28岁。 高仓正三的日记记得很详细，甚至连所吃点心、所买衣服的名称都一一记在日记中。此外，他还记录了自己写给上级的两份报告的提纲，以及写给师长、朋友、哥哥的94封信的信稿。从中可以知道，他来中国首要的课题，是关于方言的研究。日记中，有他学习苏州话，研究苏州俗语、土话的不少记载。他在给哥哥高仓克己的信中说，自己已经记录了一千五六百条苏州话的语汇……在他的两份报告里，谈到了吴语区中，苏州语音与常熟、上海等地语音的异同，苏州语音与浙江萧山、杭州语音的差异，以及吴语与湖北官话(属于北京官话系统)的比较。为了更好地掌握吴语，高仓正三一方面去听书和昆曲清唱，还买了不少昆曲、苏滩、弹词的唱片……另一方面又搜集吴语小说和弹词唱本进行研读。 高仓正三对苏州一带的文化遗迹和民俗也很注意。日记中既有他游览虎丘、灵岩，瞻仰孔庙、章太炎墓的情况，也有他观光“轧神仙”、“观音生日”、“关帝生日”的记载。报告中还说到他曾到苏州近郊的木渎、光福、枫桥等处去考察过等等。 朱先生是苏州人。他看出这本日记保存了1939—1941年间若干有关故乡的第一手资料，颇有历史文化参考价值，因此将它转赠给以弘扬苏州文化为宗旨的苏州杂志社，以期能发挥作用。当时我在杂志社编辑部工作，这本书就转到了我手中。我不懂日文，编辑部里也无人通晓，故请在国旅办工作的孙来庆先生译出。译稿经编辑部传阅讨论，认为可以刊用。虽然《苏州杂志》已发表不少记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后的苏州情况，并且有多篇是亲历者的回忆，然而这类文章大多偏重于记述对敌斗争经过，揭露日军暴行和汉奸丑闻，对沦陷期内苏州城乡的民情风俗、文化状况反映较少。而《苏州日记》恰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货物售价，书市新旧书目，菜肴点心品种，弹词和戏剧的演出，园林和名人墓的景状，节日和庙会的活动，等等。尤其是作者写的信，更有具体描绘，内容也较丰富。但全稿有十万多字，限于杂志篇幅，拟以摘抄加注的形式分期刊发。主编陆文夫阅后，认为此书的角度较为特别，对沦陷后的苏州文化情状起了“补白”作用，便拍板于《苏州杂志》1995年第2期起连载。日记摘抄刊出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还有从事吴文化研究的读者特地来社，商求复印全稿，因此主编决定，待刊登结束后，出版日记的全译本，并将此事交由我负责。 在连载过程中有个小插曲：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之际，《苏州杂志》却让一名“日本特务”占了版面，实在不舒服，于是连载奉命中止。其实误会了，日记里提到的“特务机关”是指日本占领军在苏州的最高行政机关，不是特工组织。高仓正三是来苏工作的特别研究员，自然归它管。当然，他的立场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如吴县伪县长被抗日志士击毙，他表示了“惋惜”。但他还是有分寸的：满州铁路株式会社觊觎南浔嘉业堂的藏书，想请他这位行家前往参与“调查”，其实是摸底，他发觉其中有“名堂”，婉言拒绝了。总之，综观这本日记，并无敌视中国的言行，倒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尤其是对吴文化的欣赏时有流露。再从资料角度来看，即使如日本战犯回忆录、侵华日军的日记，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实，也不无历史价值。于是经过申诉和解释，半年后日记摘抄的连载恢复，并于1996年顺利刊登结束。 但是全译本的出版遇到了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苏州杂志社没有这方面的专项经费，本来已找到一家愿意协助出版的单位，后因人事变动而未能落实，以致译稿长期搁置我处。2008年，古吴轩出版社闻知此事，便与我联系。他们看了译稿后，表示了出版意向，并邀我写一篇前言。说实话，我对这本日记的来龙去脉是知道的，但并未做过深入的研究，言之无甚高论，不过译稿终于能够出版，也算了却一桩心事，于是欣然命笔。 再需说明的是：早在日记摘抄刊出时，注解工作即由朱衡先生和我担任，孙来庆先生也注有数处。现为方便起见，统称译注，以区别于原注。 2009年2月于南郭西塘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