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白先勇文集(第4卷):第六只手指》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图书目录

第一辑 散文 蓦然回首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明星咖啡馆 弱冠之年——《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 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 蕉风椰雨的人间乐土——新加坡模式 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岂容青史尽成灰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石头城下的冥思 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 冠礼 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落叶赋 台北Pastoral 上海童年 第二辑 文艺评论 秋雾中的迷惘——《秋雾》序 《蓦然回首》自序 小说与电影 秉烛夜游——简介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 天上人间 贾宝玉的俗缘：蒋玉函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 人生如戏——田纳西·威廉斯忏悔录 试妻——青春美色原是一场梦 《孤恋花》自序 香港传奇——读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恐惧与悲悯的净化——《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弃妇吟——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 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台湾当代文学史》代序 边陲人的自白 花莲风土人物志——评王祯和的小说 邻舍的南瓜——评荆棘的小说 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文学经典的保存与流传 世纪末的文化观察 第三辑 对谈访问 归来的“台北人”——白先勇访问记 小说家的诞生——香港市政局主办一九七九年度首届“中文文学奖” 小说组评选会记录 树立我们文化的新模式 白先勇、李欧梵对谈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丘彦明)——兼谈我们的老师 回顾六十年代——从我们这一班谈起 沉醉后的欢聚(陆士清)——白先勇与昆剧界人士谈《长生殿》 学习对美的尊重(张素贞)——在巴黎与白先勇一席谈 台北人白先勇(张殿)——访小说家白先勇 附录 风霜行旅(余秋雨) 一时多少豪杰(余光中)——浅述我与《现代文学》之缘 白先勇回家(林怀民) 白先勇写作年表

文摘

那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局面，姚先生贯彻始终，一直支持《现代文学》到一九八四年复刊号第二十二期最后停刊为止。对这本杂志，姚一苇先生可以说是仁尽义至。用不完的精力，好多事等着完成 杂志虽然停刊了，可是我和姚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每次回台湾，总要跟姚先生一起吃饭，喝冰啤酒，然后就是听姚先生侃侃而谈他一个又一个文学、戏剧的计划：他正在创作的剧本、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他在艺术学院创立的戏剧系。他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他的理想。他对文学、戏剧的热忱从来也未因时间及年岁而稍减。姚先生一向身体健康，没有听说他有过任何病痛，去年得知姚先生因心脏病动过手术的消息，颇感意外。我打电话给他，除了探问病情外并劝他稍微放松，工作不要过度劳累了。电话中姚先生热切如昔，他说不工作不行，他还有好多事等着完成。其实心脏病手术成功，恢复不成问题。我的一位哥哥心脏病动过大手术，多年来照样因公奔走四方。心脏病首重调养，我寄了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的《心脏书》（HeartBook）给姚先生，书里心脏病防治知识非常丰富，当时我想姚先生的病一定很快复元的，因为姚先生给我的感觉，仍旧是他一贯的镇定、乐观、积极。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年唐吉诃德式的精神，似乎仍旧在熊熊的燃烧，那样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不应该轻易被病魔击倒的。 四月十四日，姚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他生前寄出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四月六日，很可能是他人院的前一两天付邮的。信里只有一封寥寥数语的短函，他要我看看他附在信中今年四月份《联合文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往何处去——从现代到后现代》。这篇文章现在看来，应该是姚先生给我以及对台湾文学界临终留下来的遗言了。这其实是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于“联合文学周”上的一篇演讲稿，可见得他是要讲给大家听的。 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他对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戏剧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文学今后走向的关切及忧虑。姚先生亲自参与台湾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而他本人也承认是“现代主义迷”。他对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全盛期（HighModennism）如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等人的小说以及同时代的现代剧作不免偏爱，但正如郑树森在《古典美学的终点》追溯姚先生美学系统那篇文章所论，姚先生作为一位美学家，其实白先勇文集.第四卷.散文评论是从古典主义人手的。他精心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集解而成的《诗学笺注》一直是中译界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而他本人的美学思想中，亚里士多德一脉相传的古典主义也一直是一根主轴。因此，姚先生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于艺术形式及美学架构上，自然就有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比较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戏剧时，对于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质疑。 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叶慈、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念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那便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以往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消弭了。”关注如何重建后现代的新美学 姚先生特别关心的一个现象便是“到了后现代（七十年代）以后，我们不再相信传统留下来的观念和教义。”姚先生引用了李欧塔（Jean-FrancoisI~~yotard）所指从文艺复兴以降人本主义传统的“大叙述”（（~~randNarratives），过渡到后现代变成了“迷你叙述”（MiniNarratives），变成了“局部的、部分的、特殊地区的、特殊个人的、少数族群所发生一些临时性、偶然性、相对性的东西”。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即使悲观、失望，表露出某种哀愁，或是怀旧，可是基本上还是蕴含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关怀。他举出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契诃夫的剧本等，“都不是自我的小问题，都有大关怀在内。” 对于后现代作品中流行的“戏拟”（Parody）与“并凑”（Pastiche），姚先生亦颇有微辞。“到了后现代，这种创作方式（指“并凑”）移植到文学上来，便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毫无关联地放在一起，这边模仿张三一段，那边模仿李四一段，于是就并成一个作品。姚先生对此现象百思不解，他后来联想到台湾电视的现象，得到一个比喻：台湾电视台自第四台开放后，有好几十个频道，台湾观众看电视的习惯，拿着遥控器，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不是从头到尾看一个节目，而是由完全不相关的碎片并凑起来。“并凑”的作品，就像电视片断的集锦，没有了整体，只是一堆彼此联接不起来的碎片。第一辑教灰.文学不死； 据我了解，姚先生对文学戏剧的看法绝不保守，他曾经对台湾实验剧场的推动不遗余力。他也不是刻意避俗，他一定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戏剧一向是雅俗共赏的。但是作为一个受过古典主义训练的美学家，姚先生笃信文学戏剧是一种艺术创作，有其特定的艺术形式，无论其内容结构千变万化，总也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我想姚先生必然深知现代主义的文学、戏剧、艺术当年兴起之时，对古典美学传统的颠覆性是何等猛烈，但现代主义的作家们马上寻找到了一套新的美学法则，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作为规范。现代主义之衰退当然有其时空背景，我想姚先生不是在留恋一个已经过去的文艺运动。现代主义的“警句”已出，不朽作品民经传世，不必为其消逝而惋惜。姚先生毋宁是在关切后现代在“颠覆”了古典、现代的美学传统之后，如何再重建后现代的新美学呢？这个关切，在他另一篇文章《后现代剧场三问》里，提出了更具体的疑问。 那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外文学》，文章里，姚先生举出后现代剧场一些过激的现象：例如否定剧本存在，将文学排出了剧场，导演取代了剧作者，演员不受脚本的拘束任意发挥，一切的先在性与可约束性都给否定了，于是一些古典名著也就被随意改编得面目全非。姚先生对于这些完全“颠覆”剧场艺术原则的做法，显然是无法苟同的。 《文学往何处去》一文最后论到学术界文学批评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便是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演变为文化批评”。文学研究者言必种族、性别、阶级，这些原本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欧美学界此风更加为烈，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四五十年代以耶鲁大学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华伦（】RobertPennWarren）等人为首建立的“新批评”（Newcriticism）学派，提倡精读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曾经独领美国学界风骚二三十年，现在这种主张以文学论文学的学派已被推翻打倒，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大门大开，各种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者蜂拥而人，文学研究也就变了质。文学不再被视为一门独立艺术，而沦为了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材料。姚先生引用索乐士（Wet’nerSol：lors）一九九三年一本书中，归纳出一些文化研究者从文学中找出来的一些研究题目： 人种认同、人种学、民族优越主义、女性身体、女性形象、女性认同、女性想像、女性主角、外国人、性别、同性恋、人类自体、认同、乱伦、无辜、婚姻（亦包括：重婚；通奸；新娘；离婚；婚约；求婚；厌恶婚姻；婚礼）多种文化、种族、种族关系、种族冲突、种族区别、种族主义、性、性的角色、性歧视。

序言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我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种文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我这些年的文学活动。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集子也收入了两本分析评论我作品的著作：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以及刘俊的《悲悯情怀》。 欧阳子是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当年我们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持续出刊达二十多年，我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现文》，而我又常常与欧阳子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因此，她对我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可谓了如指掌，在七十年代中期欧阳子终于写下了《王谢堂前的燕子》这部评论《台北人》的精心杰作。欧阳子自称这是一本《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事实上，这是欧阳子全面深入探讨《台北人》主旨涵义及小说艺术的一部论述巨著。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在这本论著中，她采用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NewCrificism)方法，扣紧文本，由微观人手，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小说背后历史文化的宏观意义，《台北人》一共由十四篇短篇组成，欧阳子每篇都从不同的观点切入，层层剖析，将埋伏在小说写实架构最底层的象征内涵，挖掘出来。大陆美学评论家余秋雨教授在一篇论《台北人》的文章中曾如此称赞欧阳子这部书：“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我也有同感。犹记当年，每读到一篇欧阳子评析《台北人》的这一系列论文时，就不禁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她能洞悉作者朦胧幽微，下意识中的创作动机明察秋毫，一一剖解，而又能解说得如此精微周到。叹服之余，我亦不禁庆幸，《台北人》终于有了解人，觅得知音。 《悲悯情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俊撰写的一本“白先勇评传”，我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但我的作品却都在海外台湾美国完成，时空的阻隔，大陆的读者与批评家对我作品的反应，令我十分好奇与关注。刘俊教授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刘俊教授这部著作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我很高兴，刘俊教授允许将《悲悯情怀》收在文集中，对我的小说创作的阅读，起了导航的作用。 这部文集，是由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主编的，王晋民教授是第一位将我的作品引介给大陆读者的“功臣”。我非常感谢他替这部文集撰写的长序。执行编辑詹秀敏女士也为这部集子花费了惊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她。 2000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