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谭其骧日记》是继《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之后，又一本优秀的当代知识分子日记，具有极高的原始史料文献价值与收藏价值。《谭其骧日记》经过多年整理、编辑，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奠基者谭其骧生前唯一一本日记，书中记录的点滴既是一份精神档案，更是一张风云时代的学术谱系。 《谭其骧日记》编者为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葛剑雄教授，拥有超凡的号召力。

作者简介

谭其骧，浙江嘉兴人，国际知名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主编、著述《中国历史地图集》、《长水集》等一大批重要史学著作。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移民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等。

图书目录

前言 再版前言 土改日记 （1951年10月27日—1952年2月5日） 京华日记 （1955年2月11日—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1957年1月13日） “文革”日记 （1966年5月6日—1972年12月31日） 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日记 谭其骧年谱（葛剑雄 撰）

序言

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都需要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能用作史料，因为很多日记所记的并不是实际情况。 本来日记是记给自己看的，留作日后查考，起到备忘和自我修养的作用，青少年或兼做练习写作。一般说来，日记是个人隐私，秘不示人，轻易不会发表，至多只给最亲近的人看若干片断。这样的日记才会记得真实，才能不计功利，无所顾忌，才有史料价值。 但有些日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名人、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为了日后发表才记的。或者正确地说，是为了发表才编造的。因为准备发表，作者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记得详略得当，生动可读，有的还反复修改推敲，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胡适的日记据说就是准备发表的。近代以来流行的几种日记多数也是作者为日后或身后发表才记的。前几年，某出版社就曾在年初向几位名人约稿，次年初就推出了他们上一年的日记，有的还颇有销路。 准备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作史料。因为日记中固然会涉及一些与个人利害有密切关系或者相当敏感的方面，但必定也有大量不妨实说的实话，或者非实录不足以流传的内容。如前人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大量游记、行记，基本上都是为发表或传世而记的，但像《徐霞客游记》就有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古代一些使臣的日记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史料。 不过，一些特殊的日记自当别论。如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假道学家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日记，就千万不能当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还有一些产生在特殊条件下的“日记”，尽管作者大多是无辜的、不得已的，但除了可以保存一些样本供后人了解外，其余都只配作废纸处理。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学教师的我经常要布置学生记“红色日记”，并且要定期收上来检查，挑出一部分来张贴展览。当然这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当时形势所然。但那些可怜的学生们只能天天写下满纸的大话、空话、假话，不是欢呼最新指示，就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不是“斗私批修”，就是豪言壮语；不是好人好事，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动向。报上不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在他们的先进事迹后面总会附上几篇他们的“红色日记”，不管他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其中必定有一些富有号召力的“豪言壮语”。 有“红色日记”，就会有“黑色日记”，当时称为“反动日记”或“变天账”。在一次抄家、打砸抢或强迫“自觉上缴”的“革命行动”之后，总有一些“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或审查对象的日记落入“革命群众”手中或“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揭发批判的靶子或定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幸存的日记，本人和家属毁之唯恐不及，少数被设法隐藏起来的也未必都能重见天日，而绝大多数原来记日记的人都就此搁笔，或者只能记“红色日记”了。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的几个小时——1991年10月18日凌晨3点，他记了最后一次日记。十几年间，我随先师外出不下数十次，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账，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安迪兄的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断。以后就是1951年10月27目至1952年2月5日参加土改运动的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在去北京编绘地图和以后历次去北京开会期间的日记，1957年至。1964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日记，1964年10月1日至1978年1月底的日记(“文革”期间的1968年2月至1969年初仅记片断)，而从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 这次选录的是土改日记(1951年10月27目至1952年2月5日)、京华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和“文革”日记(1966年5月6日至1972年12月31日)，题目是由我加的。 此外，先师还留下了几本笔记，其中在两本笔记中，详细记录了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包括领导讲话、工作布置、小组会上各人的发言和本人部分发言的要点。我照原文录出，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或连接语，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编在日记的后面。我认为，这些笔记和日记一样，也是相当可靠的原始资料。 既然先师的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记的，在发表时就得尊重他的遗愿，如果有他不愿意发表的内容就不应该发表。我在选录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琐事，如夫妻关系、子女的婚嫁生育、亲戚来往等。文中凡用省略号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去了一些人名，凡是“文革”期间批斗先师和他人的，或在当时做了一些错事的，一般都用□□号代替姓名。对这些人先师生前一直持宽容态度，从不计较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是将他们当学生和同事对待，对他们扶植支持不遗余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账不能算在他们头上．他们不批斗我，也会有其他人来批斗我。”我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日记中的圆括号及其中文字是原来有的，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我注的，主要是姓名或身份的介绍，个别无法辨认和原来就缺的字用□号表示，并加括号说明。 思想改造的笔记与日记不同，所记都是各人在公开场合对同事和学生代表说的话，并不是什么个人隐私。尽管今天看来不乏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甚至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人们都会感到相当自然，态度极其虔诚。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后人深思。事情已过去四十五年了，接受改造的教师们多数已经作古，所以除了对健在教师的自我批判隐去姓名外，其他都照原文录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连接。 葛剑雄 1997年2月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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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天日的传奇“黑色日记”，媲美《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的“变天账”，再现风云时代精神密档。 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葛剑雄 谭师为人耿直，敢说真话，在学术上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学术界某些弄虚作假，见风使舵，浮夸不实的学风，深痛恶绝。他常常教导我们做学问在于求真，不求闻达。并身体力行，成为我们的楷模。 ——邹逸麟 他（谭其骧）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在做学问上自始至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为人上一辈子与人为善，不谋私利，……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 ——朱永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