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中国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极具特色的观点： 在当今的市场体系下，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中国发生真正变化的动因在于制度性外包。 中国遭受美国式次贷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是平的”，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平”。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就像鸡和蛋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民币突然的升值也就意味着美元的崩溃，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政府积累了数目可观的美元资产，如果美国经济出现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 只要美国金融体系中的潜在风险一日还在，美国人和中国人的金融安全都将会受到威胁。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最大的变化并非发生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而是发生在90年代初。 如果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做，中国应当首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但事实上，中国是首先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来，然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打扫屋子。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谢德华 译者 曹槟 孙豫宁 谢德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长期研究中国问题，曾在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并著有《中国的改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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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的无序经济世界中。然而，通过《中国的逻辑》这本观点清楚、论证犀利的著作，谢德华·斯坦菲尔德告诉我们这并非中国之过。相反，中国正通过接受西方所制定的程序规则与惯例，寻求金融的现代性。正如斯坦菲尔德所言，西方应该感到庆幸，中国正按其所制定的规则行事。西方应该更为积极、明智地面对中国所带来的同西方世界的互利。 ——史景迁 享誉全球的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中国的逻辑》一书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改革的动力作了全新、乐观的动态分析。斯坦菲尔德是少数能通晓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并将三者融会贯通的专家之一。此书的观点振聋发聩，与众不同，的确是一本好书。 ——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奥巴马政府中国顾问团成员 在这本著作中，斯坦菲尔德既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等宏观问题，又对中国研发、能源产业以及外包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与主流观点不同，斯坦菲尔德展示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日之中国远非20世纪90年代初可比，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是同步进行的。对于试图理解中国过去和未来发展轨迹的人来说，此书不容错过。 ——安东尼·赛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谢德华‘斯坦菲尔德对中国共产党为将中国融入全球主义之中而在过去30年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作了清楚的分析。在促进西方工业化民主所鼓吹的现代性的同时，中国正在促成其自身威权体系的衰落。 ——陆思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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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十多年前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了一个学期，期间我们有许多接触。最近，他把新书《Playing Our Game》英文版寄给我，恰好中信出版社来信，告诉我他们正在组织翻译这本书，并请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应允。 斯坦菲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内外都很热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派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有别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持这派观点的人当中，既有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认同“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两分法。对于他们来说，“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强大的政府及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华盛顿共识”是对西方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但是，国内人士和西方人士对于“北京共识”的态度却是迥异的，国内人士的态度是褒扬的，而多数西方人士的态度是贬损的。对于国内人士来说，“北京共识”足以成为西方模式的替代物；而对于西方人士来说，“北京共识”是过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替代物。他们认为，对外，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为重商主义，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提高本国的出口；对内，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为威权主义，以压制民众福利为代价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斯坦菲尔德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两分法是错误的，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中国都在向着西方趋同。斯坦菲尔德提出“制度性外包”这个新框架，并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制度和经济转型。所谓“制度性外包”，就是中国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借助外部力量来改变本国的制度和经济结构。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赶超型经济体的地方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在技术进步和出口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斯坦菲尔德认为，这相当于把改变工业结构的任务外包给外资来完成。另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贸易额激增，这必然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法律，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生产和市场营销，相应地，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也要作出一致性的改变。这是一种法律制度建设的外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银行或在海外上市，或引进国外战略性投资者，斯坦菲尔德认为，这相当于把国家关键性企业的公司治理外包给国际上的企业和个人。最后，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也受到制度性外包的影响；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斯坦菲尔德认为，所有这些表明，中国在制度、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在向西方靠拢。他因此提醒西方读者，中国的崛起不是对西方的威胁。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斯坦菲尔德的每一个结论，也不认为他的所有论述都无懈可击，但是我赞同他对中国30年的总体判断，即中国在制度、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都在向西方靠拢。下这个结论并不等于我们向西方“投降”。从长尺度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如斯坦菲尔德在书中告诉我们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追求现代性的历史。现代性当然是源于西方的概念，但这不妨碍孙中山以西方共和政体为模板设计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不妨碍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模板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不妨碍周恩来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不妨碍邓小平倡导经济特区、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渴望使然。现代性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概念，仅仅是因为西方先行我们一步而已。 具体到1978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尽管其过程有起有落，但向着市场经济过渡却是一条明确的主线。这里当然有向西方学习的成分，但更是中国自己摸索的结果。尽管“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饱受意识形态狂热之苦，但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邓小平时代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种务实主义的哲学取向。这种哲学取向和发轫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又具有中国特色。实用主义强调以结果的合意性推断手段的合理性，但这可能让社会失去方向，在法治不张的情况下，也容易让政府假结果的合意性做侵害民众权利的事情。邓小平的务实主义有这种实效论的因素，但同时也具有前瞻性，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在实践中发现新的方向，我因此把它称为“实践的务实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中国经历了数轮从实践到意识形态调整、再到实践的过程，最终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把中国所走过的路归结为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北京共识”、并将之与所谓的倡导市场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歪曲了“北京共识”原创者约什?罗莫（Joshua Ramo）的本意。在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时候，罗莫并没有强调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更没有说中国的进步是通过拒绝市场完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中国在1978年之后所做的事情和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原创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这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本意是要求政府保持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开放市场、保护产权，即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同的基本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已经被无数理论和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然而，现在多数人认可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脱离了威廉姆森的原意，通常，它被等同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修正版本，则中国的确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但是，即便是这样，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失败，也不能反证政府干预的成功。事实上，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更多的是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步。比如，政府干预保护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鼓励政府把更多的收入投入生产而不是改善民众的福利，从而加剧了当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但是，承认中国在向西方靠拢，不等于中国对世界没有贡献任何新的东西，更不等于不需要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条条大路都是不同的——不同的起点、不同的沿途风景，有些平坦、有些起伏不平，恰恰是这些不同之处，才让我们这些行走在某条大路上的人们可以写下美好而不同的“游记”。“中国模式”也许不存在，但“中国道路”肯定是存在的。正如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是特殊的；而正因为此，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学者要做的，是在中国的特殊性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遗憾的是，真正有意识地这么去做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改革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经济体量的超常规增长已经带给世界巨大的冲击，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多。如何把中国道路上的风景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描述出来，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斯坦菲尔德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还是初步的——他告诉了我们中国道路的方向，但没有把中国道路上沿途风景的精妙之处写出来。这也给中国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生于斯、长于斯，中国学者应该可以在斯坦菲尔德这本书的基础之上再上一层楼。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

图书目录

推荐序—IX 悄然进行的革命—001 当东欧还在震荡，苏联还在不知所措，历史的发展机遇悄然转到了中国这一边，犹如一夜春风，中国的面貌发生了让世人惊叹的变化！中国变化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中国民众的政治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解读中国的这种变化？ 20年前，社会束缚依然没有解开—003 20年后，超越革命—005 从毛泽东思想到里根主义：中美发展思路的对比—008 政治生活：中国民众的转型—010 如何解读中国的变化—015 制度性外包：中国变化的真正动因—021 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完全背离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勇敢地向海外公司敞开了大门，允许把它们认为合适的生产活动搬到中国来。在这种制度性外包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体系的一分子。 全球化：不是你想的那样—023 制度性外包—028 如何定义中国—043 危机、挑战与机遇：中国对现代性的探求—049 历史在轰轰烈烈地演进，当中国冲破体制的藩篱大踏步地向国际体系迈进的时候，中国更像是一种带着某种目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的姿态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不断重复的。物质致富的重要性在中国也日益明显，但是这种以全球化为中心的特色发展超越了物质主义本身，更具备了某种精神特质，一种集体式的国家宏愿——中国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变了模样。 市场改革：如何从渐进转变到深化—051 1989~1999年：冲突的10年—053 应对冲突：基本路线、政策内容和社会话语权的转变—057 历史的重演：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064 中国如何影响了世界：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图景—071 中国制造业对世界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中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成为一个在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消费欲望驱动下超负荷运转的国家。而另一方面，模块化生产已经使许多国家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中国却是这个群体中最为成功的例子…… 众所周知的成长故事—072 中国的表象：西方国家怎样看待中国—075 中国制造业：西方人怎么也看不懂—078 疑云重重：中国工业发展的四个特点—090 大变革：全球生产网络解析—094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之一：准入门槛的轰然倒地—098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之二：外贸合同承包制造商带动的升级—107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之三：中国制造商的“商品化升级”—113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之四：发达经济体的模块化创新—120 中国与模块化革命—129 危机中的变革：中国成为市场体系的最大赢家—133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市场体系下，中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中国依旧会面临众多的难题，比如，中国要避免美元触底导致外汇储备被套牢；西方呼吁人民币升值，如何才能从容应对等。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比如尽管2008年美国的经济崩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中国也可以借此契机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内制度。 中国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134 中国道路该如何走—137 《公司法》的出台：让中国企业有了说话的凭据—138 劳动关系模式的改变—140 中国资金与外汇链条：越来越成熟—141 不能再落后了：中国进军高科技—155 在面临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成为全球科技和商业创新领袖宏愿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向高科技研发领域进军了！但中国到底能走多远？西方国家在旁观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警惕和焦躁。 中国到底能走多远：相信者和怀疑者截然不同的观点—158 研发活动的全球化—164 研发活动有哪些—166 全球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168 研发活动与新产品平台的产生—171 新技术的研发—183 全球研发的现状—188 能源：国有垄断的最后一块阵地—197 透过对中海油全景、纪实的分析，读者会更详细地了解中国央企的运作内幕。而从中海油对尤尼科的竞购失败中我们又看到了什么？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以正视听了——这次竞购的发起者并不是中国政府，其目的也不在于掠夺美国石油资源，而是代表了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的探求。 中国海油的企业化与公开上市—206 海外上市的挑战：一个中国经理人的视角—212 央企高管意欲何为—222 收购尤尼科的尝试—227 明争暗斗：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真相—231 中海油竞购被耽搁了—235 中海油被美国误解了—239 结语?中国当前走的路以及未来的路—241

文摘

1 悄然进行的革命 我于1989年夏天来到中国，在一所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20年的岁月流逝，仿佛就在转瞬之间。然而，当我回首遥望20年前的中国时，它与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竟有天壤之别，宛若一场依稀可见的旧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判若两个世界。假如你在1989年时大胆地预言：中国未来20年将走一条现在所走的道路，一定会令人捧腹大笑的。在当今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出口依然强劲，外汇储备扶摇直上，甚至在全世界陷入严重萧条的情况下，它的经济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变化虽然一日千里，但不过是一场巨变的冰山一角。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上所述只是一些表象而已。人与国家、人与经济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中国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20年前，社会束缚依然没有解开 当我试图搞懂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989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了10年，但在普通的城里人看来，社会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凡是20年前来到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城市的独特景观记忆犹新：到处黑糊糊的，市中心的公用照明灯少之又少。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也实在没有什么活动值得向外展示。各地也有一些商店，但出售的商品都非常少，而且经常早早地就关门了。饭店、面馆和茶馆等服务设施，也很稀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城市，如果哪里开设了一家饺子馆，无论它有多么简陋，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出去吃饭”的地方！ 商场像过去一样，由国家进行经营，并有专门的进货渠道。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店，但大都是尝试性的临街售点，由国营单位和占据黄金地段的工厂开办，工作人员是被派到这里的。这些商店由他们没精打采地照料着，其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出售上级企业的过剩产品。有时，柜台上也会摆放一些消费品，商店里随即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商品组合：圆珠笔和木板条、羽毛球拍和排水管、餐具和发动机润滑油。 这些商品组合虽然极为平常，但反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贸易还远在中国民众的视线之外。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市场、社区和社会网络赖以建立的那些关系，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经商设厂、开办实业、公民互动甚至更宽泛意义上人员的流动。整个社会完全被纳入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制度性等级体系中，这个控制链从政府机构的顶端直达普通老百姓的就业场所。 与市场条件下的自由流通世界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垂直构成和严格控制的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国家控制的“工作单位”。单位也是公民的就业场所，每个公民都被国家纳入到相应的单位中。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受优待的群体，他们在毕业时也要被国家分配到一个个单位中。这种由大学生就读的院系进行的“分配”影响深远，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一切，包括工作、居住城市、社会圈子、职业前途和几乎全部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次分配又是一种判决。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雇主（通常都是国营单位、学校或政府机关）那里，就会终生处于它的支配和管理下，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住房由它提供，医疗保障由它负责。人们想做任何事情，几乎都得经过它的正式批准，包括结婚、购买到其他城市的车票、申请护照以及从单身宿舍搬到单元房等。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本质不是从市场上获取收益，不是通过关系网进行调动，而是在一个高度僵化的国家等级体系中由底层往上爬。 然而，这种等级体系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还是一种与指令性计划密切相关的经济等级制。工作单位有其自身的职能和局限性，但却是整个国家定价制度、国家控制的物质产品分配体系、国家造成的物资短缺局面以及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基础。所以，单位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而且还是整个社会控制链条的末端，是政治和经济相互交织的等级制在民众层面的体现。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单位内部的存在宛如一种蜂窝式的生活。这里所说的“蜂窝式” 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指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手机，而是在随后的整个90年代遍及中国各地的有形围墙。工作单位无论学校、工厂还是医院，都在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不仅有生产产品的工厂，而且还有住宅、宿舍、小卖部、诊所和商店。工作单位的有形围墙划定了社区的范围，人们就在这样的社区里生老病死。他们寻找配偶、结交朋友（甚或结仇）、生养孩子、遇到和摆脱麻烦，以及商定在政治运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些围墙里进行的。当时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因为电话由单位安装，装电话基本上按照级别执行，例外情况极其少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也极其单纯，那就是：国家控治、公民服从。国家介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公民则是被动地应付，往往为上面分配的一点点机会而争来抢去。这样一来，公民就被圈入了由国家控制、被墙围住的工作区里，国家可以借此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服从于政治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和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服从于政治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狂热的群众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但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依然占主导地位。 20年后，超越革命 让我们来看20年之后的情况。如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巍然耸立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全新的公共服务设施，与20年前简直判若两个世界。街道两边商场和饭店林立，无时无处不是一派商业繁荣景象。然而，中国20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物质上的变化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仍然充满活力。昔日的委靡不振已经为今天的生机勃勃所取代，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原因如何，改革的力量已经势不可当。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政府的规制。从最基础的层面上看，今天的社会结构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的“工作单位”的消失。那些在20年前决定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生活的东西，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曾经主宰一切，但转眼间已经成为历史了。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却没有开一枪，没有设置一个路障，甚至没有发表一份宣言。 就业数字虽然说明不了这些变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缘由。1978年，中国80%的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上班，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的工作单位。其他人虽然供职于集体企业，但却生活在国营单位里，因为他们的近亲属在那里工作。当时根本不存在民营企业。到1990年，这一数字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供职于国营单位的城镇居民仍然高达60%，20%的人受雇于集体企业，只有极少数人在作为新生事物的民营企业工作。由此可见，国营单位仍然是城镇生活的中心。然而，到2007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新型雇主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新型国有企业，如此等等。至此，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减至城镇居民的1/4，而这些相对传统的雇主也甩掉了昔日的工作单位职能。大多数城镇居民都在非国有部门就业，这是当今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变革意味着什么。要想成立一个民营或外资企业，必须要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然而，如果要想让这种简单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允许工人进行流动，必须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长期实行的非自愿工作分配和对国有企业的终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培育一个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的工人还必须有房子住。这就是说，必须有另外一套市场来发展房地产业，而不能继续由极少数国有企业实施垄断。当然，要想培育房地产市场，必须有相应的财产权、金融购买机制和财产过户规则提供支持。出于同样的原因，刚刚可以自主择业的工人还需要医疗保障，因而医疗保障就必须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出来，按照其他规则进行配置。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市场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当今中国许多人看病都得支付现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是很小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型企业应运而生，新型业务与日俱增，这一切不仅表明其经济充满活力，更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过去2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然而，要想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就必须培育一系列的市场，而且要用这些市场取代旧式的分配机制。至少对于老百姓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与无所不在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密不可分。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变化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从毛泽东思想到里根主义：中美发展思路的对比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变化既是一种解放，又令他们忧心忡忡。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这些变化还是民众的反应，都与美国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与美国面临的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更不用说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了。从人均收入角度看，美国人是中国人的8~16倍，具体数字取决于统计方法的精确度。然而，近几十年来，美中两国民众经历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化大体相同：传统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趋于消失，终身就业被弹性就业取而代之，来自雇主的收益呈下降趋势，家庭财产日渐增长，医疗费用越来越多地由自己支付。只需看一眼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里根和撒切尔革命在中国也可以上演。对于中国的穷人来说，工作上的变化来得太快，而且很多时候也太残酷了。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时候，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在此过程中，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在1995年达到顶峰，此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呈直线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渴望改善生活的农民工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城市里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1980年，80%以上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近70%。到2005年，所谓的农村人口已经不到总人口的60%，仍然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口则不到45%。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每年大约有1.4亿农村人涌向城市，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无论是从传统制造业中下岗的城里人，还是这些渴望摆脱农耕生活的新移民，就业机会都主要来自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低端服务业和零售业，而这些灵活就业部门的工作都相当不稳定。 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使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拥有了个人住宅所有权。然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不少人的居住条件恶化，房子价格高得惊人，这同样是步了美国的后尘。中国人在这方面承受着与美国人同样的压力，但与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获得抵押贷款的机会少得多。正因如此，中国遭受美国式次贷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的医疗保障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美国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目前所谓的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就是较低的覆盖率、掏钱才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以及一路上涨的个人和家庭医疗开支。 大病一般要做手术、输血和化疗，因而对于许多普通民众来说，生一场大病就有可能使本人乃至整个大家庭的几代人陷入贫困。中国的许多医院都提供人性化的诊疗程序和世界级的医疗服务，但只有那些负担得起并能及时交费的有钱人才能享受。对于其他人来说，包括急需救治的急诊病人，这一切都显得不切实际。 无论是就业、房地产还是医疗保障，在旧制度下都是有保障的，但保障水平极其低下，而且个人也没有选择余地。新制度基本上是市场化运作，它提供的东西正好相反：大量高标准的优质服务（当然是以付费为前提），以及广阔的选择空间。这其中不言自明的是，严重的不平衡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后记

中国当前走的路以及未来的路 我们已经考察过当今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形象：一个全球化的弄潮儿，它在国家面临深刻危机之时，通过与国际经济接轨重塑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传统体制的重塑者，它使国内工业向全球企业开放,借助后者的技术优势融入了新型全球生产结构中；一个制度性的外包方，它即使在最敏感的战略性产业中，也让国内行为体受国际法律制度和管理权威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还能够看到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吸收“局内–局外人”，同时加速创造法治和政府问责制等公认的现代化条件，在既定的道路上一再加大投入，作出更多的承诺而不是向后退缩。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用不着去推测，而是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国民党对专制主义进行了变通，但实行的却是一种自我淘汰的专制主义。而且，即使当这种专制主义行将消亡之时，我们也难以将它视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化案例。国民党式的专制主义一边对敌人进行打击，一边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自始至终都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要么是维持永续长存，要么在社会剧变中一败涂地。 然而，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以上两种结果都没有在台湾变成现实。被淘汰的只是专制主义，而非实行这种制度的组织或个人。相反，他们转而实行一种新型的施政模式：民主制。台湾的政治制度已经变了，尽管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它在如何演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发生了一场治理革命。这场革命中没有设置路障，没有解散旧的党组织，也没有正式确定终极目标。然而，即使在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时，谁都不能不承认确实发生了一场系统性的革命。如果你对此将信将疑，就请参观一下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或绿岛人权纪念碑和纪念馆。 正如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从政治方面看，今天的中国与20年前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经济方面的国际化与政治领域的变化齐头并进。工作单位制度曾经是计划经济的支柱，如果中国不向西方国家开放，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不允许外国企业在国内制造业重组中充当领头羊，传统的工作单位制度是不可能废除的。因此，国内产业调整需要实行新的规则和制度，政府除了提倡法治外几乎别无选择。外来竞争挤压了国内重工业企业的生存空间，迫使它们采取有助于到海外发展的改革措施。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诸多新兴博弈方：比如国内企业家、技术型官员、“局内–局外人”以及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普通公民，这些人史无前例地享有各种信息，必须被整合进现有的政治秩序中。由于他们在工作中经常需要同国外打交道，许多新兴博弈方都与海外雇主、海外伙伴、海外管理标准和海外观念有着各种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整合。目前，这种整合显然已经开始，至于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最终会整合出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来，这类问题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中国的全球一体化是在独特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技术条件加速了当今中国的演变步伐。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数字化及其对信息管理的影响等因素对工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可能从事的生产活动大大增加了，而且把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与全球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生产活动更加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形成真正全球性生产链的条件成熟了，但管理工作相应地趋于复杂、要求也越来越高。正是由于中国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外国企业和有国外教育背景的人才得以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先进技术的研发领域，海外行为体及其代表的全球化力量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力资源的变化和配置。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世界上最尖端的生产活动目前在中国境内进行，并且与境外的生产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方对于信息无障碍地跨越中国边界流动的需求与日俱增。互联网及围绕它进行的信息流动成了商业活动赖以进行的必备条件。 事实上，中国是在旗帜鲜明地走一条特定的国际一体化道路，并把这作为其现代化计划的核心。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认同始终与现代性追求紧密相连。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近年来又与全球秩序的蓝图联系在了一起。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动荡之后，通过融入而非颠覆现有全球秩序，正在找回自己的认同和价值。从很多方面看，这些难题——新博弈方、新规则和具有新的意识形态的公民——都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产物，都是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当外国人推动新规则的贯彻执行、公民为应有的权利而斗争时，中国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局外人”在为此奔走，政府也经常与他们一道前行，如今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了。而且政府也经常甚至更多地对新兴力量持欢迎态度，或者对他们进行引导。 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因为政府同新兴社会力量实际上是同盟军。正如我们以前在台湾和目前在大陆看到的，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多地卷入同一个变化进程中。中国不仅向作为投资者和经济行为体的西方国家敞开国门，而且还在借鉴西方治理观念并为其所用。所以，中国政府提倡的法治、政府问责制和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绝不仅仅是随口说出的官话，而是已经成了一个矢志不渝的目标，成了其价值观和意图的外在表现。当然，在有些方面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推进它选择的国际一体化模式时成了自己话语的囚徒。但更加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中国政府成了自己话语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平心而论，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消亡，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会同它在街头正面抗衡。然而，我所深信不疑的是，它将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治理，新的治理方式将与20年前——进而与现在——迥然不同，正如它今天的治理方式与20年前有着天壤之别一样。换言之，它可以是在行动上进行一场革命，而非敌对力量之间的生死决战。 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喜欢从斗争的角度考虑政治问题。这种视角的确有道理，并且盛行于许多地区。然而，中国大陆像台湾地区一样，还有一种对我们来说极为陌生的视角：“集体任务”和“群体性自我实现”政治。中国有目的地融入全球体系，这种做法就属于“群体性自我实现”。同样，中国目前越来越明显地与专制主义渐行渐远，这也是群体性自我实现的一种实现。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结束专制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党的消亡，也不必然意味着一党统治的终结，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和日本近50年牢不可破的一党统治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从整体上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是30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正如本书通篇阐述的那样，中国全社会都在为发展殚精竭虑，实现发展的手段则是国际化。中国既不是在盲目地模仿西方，也不是对自己的主权麻木不仁，但它确实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之下（尤其是来自西方制度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是在主动地迎合这些影响。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把它的国内转型进程与全球体系联系在了一起。在此过程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借鉴了西方的价值观、做法和愿景，甚至可以说是主动地把它们化为己有。如果我们认为西方已经到达终点而中国尚在转变中，那将是既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顶的。任何国家、经济体或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更不可能有谁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中。但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在有意识地发生变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模样。更准确地说，中国是在有意识地采纳西方的经商模式、经济管理模式、创新模式乃至治理模式。 这一现象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它造就了这样一种形势：中国在聚精会神地推进现代化事业，但其方式进一步增强了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社会性力量。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境内的生产活动热火朝天，其中许多活动都促进了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的专业化，促进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最大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军队，也不在于它的银行（正如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的），而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即发明创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做事方式的能力。生产活动向中国的转移是由许多力量共同促成的，其中许多力量也为美国的创新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从根本上说，这些力量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实力。然而，这不是一种谁赢谁输的零和游戏，而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起沿着经济增长的阶梯往上爬，一起最大限度地从全球化中获益，一起为彼此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选择的道路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之处。目前，美国与许多国家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冲突，冲突对象包括西方世界内部的日本和西欧国家，冲突内容遍及稀缺资源、环境、贸易事务、防务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领域。其中一些冲突还相当严重，既不可忽视也无法轻易解决。然而，美国与许多国家虽然经常爆发冲突，但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美国与日本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例如，日本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其消费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美国经常对日本确保其石油安全的外交做法持有异议，在一些稀缺的全球性资源上也与日本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但从未认真考虑过为争夺最后一滴石油向日本开战，或者在海上交通线的争夺战中挫败日本海军。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之所以不考虑向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大概是因为美国与日本之间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是同样的制度，在现有全球秩序中还可以说是同舟共济的伙伴。 在许多领域，美国与中国也有着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加严重的话——争端，双方的分歧同样遍及贸易、环境、国防现代化、稀缺资源的争夺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然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在一些领域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动向，那就是把与中国的争端视为武装冲突的前哨战。也就是说，在诸如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这类问题上，一些美国人倾向于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至少是习惯性地产生这样的念头。简而言之，美国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对手，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书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正是由于中国目前所走的这条发展道路，它作为美国现实对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具体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绝不可能消失，在某些领域（比如贸易和金融关系）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然而，两国之间虽然仍然存在一些可能产生争端的问题，但其运行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选择的发展战略为美国对其施加某些影响创造了条件，这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处于一种几十年前只能梦寐以求的有利地位。中国把本国的前途命运同现有全球秩序联系在一起，并且按照国际化的方法描绘自己的蓝图，从而既不必然是美国的“盟友”也不能说是“朋友”。然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都是美国的一个“伙伴”，是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做法和观点越来越趋同的实体。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已经加入了现有的全球体系，在维护该体系的稳定上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从当年的尼克松一直到今天的奥巴马总统，至少已经连续有8届美国政府致力于把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中，并使其成为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一个“利益攸关方”。中国由于心甘情愿地融入全球体系，已经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个角色，鉴于两国之间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分歧和争端，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可以说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当前，在一些全球瞩目的紧迫领域里，如果没有美中两国的合作，任何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气候变化问题。有鉴于此，上述现象更加非同寻常。 对于美国人来说，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承认中国独特的全球一体化模式为美国带来了机会。毫无疑问，美国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且由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目前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但坦率地说，过去10年来，即使在形势最好的时候，美国中产阶层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工资的提高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美国的就业形势与中国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也是灵活得耐人寻味：不稳定、临时性、收入低。医疗费用一路飙升。很多人都失去了在制造业和传统工业中的就业机会，在美国汽车行业频频出现倒闭事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既定的事实，许多美国人都从中蒙受了损失。 然而，如果美国人一味地怨天尤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国外，那就大错特错了。目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占全球的25%。尽管中国经济在近年来飞速增长，其总量也仅占全球的6%。美国的经济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美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都与美国作出的政治选择、习以惯之的个人消费方式、见怪不怪的管理漏洞以及自甘佩戴的意识形态眼镜有关。然而，上述任何问题都不是无法解决的，也没有严重威胁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一种巨额资产：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如果美国人到国外指手画脚，指责他人应对美国的问题负责，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个人，在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无益的。美国仍然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但催生新生机的种子在美国国内。 然而，美国所能做的是造就这样一种形势：通过自己焕发新的生机，带动他人发生积极的变化，进一步促进全球体系的稳定。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它融入全球体系对各方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机遇。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正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几十年来希望它做的。它基本上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加入到国际竞争中。美国无须对中国政府及其一切做法都持欢迎态度，事实也不应当这样做。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变进程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还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序言

谢德华·斯坦菲尔德十多年前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了一个学期，其问我们有许多接触。最近，他把新书《中国的逻辑》英文版寄给我，恰好中信出版社来信，告诉我他们正在组织翻译这本书，并请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应允。 斯坦菲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内外都很热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派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有别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持这派观点的人当中，既有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认同“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两分法。对于他们来说，“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强大的政府及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华盛顿共识”是对西方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但是，国内人士和西方人士对于“北京共识”的态度却是迥异的，国内人士的态度是褒扬的，而多数西方人士的态度是贬损的。对于国内人士来说，“北京共识”足以成为西方模式的替代物：而对于西方人士来说，“北京共识”是过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替代物。他们认为，对外，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为重商主义，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提高本国的出口：对内，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为威权主义，以压制民众福利为代价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斯坦菲尔德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两分法是错误的，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中国都在向着西方趋同。斯坦菲尔德提出“制度性外包”这个新框架，并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制度和经济转型。所谓“制度性外包”，就是中国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借助外部力量来改变本国的制度和经济结构。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赶超型经济体的地方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在技术进步和出口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斯坦菲尔德认为，这相当于把改变工业结构的任务外包给外资来完成。另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贸易额激增，这必然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法律，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生产和市场营销，相应地，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也要作出一致性的改变。这是一种法律制度建设的外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银行或在海外上市，或引进国外战略性投资者，斯坦菲尔德认为，这相当于把国家关键性企业的公司治理外包给国际上的企业和个人。最后，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也受到制度性外包的影响；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斯坦菲尔德认为，所有这些表明，中国在制度、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在向西方靠拢。他因此提醒西方读者，中国的崛起不是对西方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