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英国百年秘密情报史
《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英国百年秘密情报史(1909-2009)》曾被英国政府禁止出版,它是迄今为止,关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历史最为全面的一本书。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主要从事反间谍、反渗透工作;军情六处负责英国针对境外的谍报活动,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世界情报史、全球政治格局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在《《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英国百年秘密情报史(1909-2009)》》一书中,畅销书作家、情报界权威戈登•托马斯利用自己在情报界的广泛人脉,获取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揭露了在长达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联合与对抗,合作与背叛,更透露了大量从未公布、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时空里,它们书写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百年情报史,打响了一场间谍与反间谍的秘密战争,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冷战传奇,拉开了一幕生化战与信息战的反恐大戏。在激动人心的阅读中,也让人们对这两个英国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的管理制度、文化乃至招聘方式等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基本信息
- 外文名
Secret Wars:One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Intelligence Inside MI5 and MI6
-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 作者
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
- 开本
16
- 译者
薛亮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英国百年秘密情报史(1909-2009)》编辑推荐:1.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传记,世界上最古老的谍报机关最恢宏的谍战大戏。 2.一本曾被英国政府禁止出版的图书。 3.畅销书作家、情报界权威,著作全球累积销量超过4500万册。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 译者:薛亮 戈登•托马斯,情报界权威人士,经常参加各种情报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曾在哥伦比亚情报局主办的42国情报机构人员出席的的研讨会上做过“情报界有必要更公开”的主题演讲,也曾在华盛顿召开的、有美国各情报机构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做过演讲。 他的作品情报来源广泛,填补了很多出版资料的空白。情报界权威人士称赞他“对别人委托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到位”,摩萨德前局长梅厄•阿米特也曾夸奖他“总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曾出版过53本畅销书,在全球30多个国家以几十种语言出版,全球累计销量超过4500万册。
媒体推荐
拿得起来,但根本不可能放下。 ——《纽约时报》 托马斯对戏剧性资料的处理既清晰又有力。 ——《华盛顿邮报》 间谍迷们一定不会放过本书中的任何一页。 ——《书目》 令人兴奋的迷魂阵。 ——《出版家周刊》 对大多数记者无法靠近的间谍组织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托马斯笔下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似乎就像小说中的情节,但实际都是第一流的记叙。 ——《GQ》 一系列充满逸闻趣事的故事,展示了以色列的天之骄子——对外情报局的胆大妄为。 ——《柯克斯评论》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反恐之战 第1章皇家特工 第2章“猎鹰”飞走了 第3章仙后之谍 第二部分从创立之初到冷战时期 第4章褪色的神秘 第5章窃听密码68 第6章原子情报80 第7章谁是内奸 第8章冷血的暗杀行动110 第9章隐形的界限 第10章“最珍贵的双重间谍” 第11章代号“MK—Ultra” 第12章下一个目标 第三部分从冷战结束后到后“9.11”时代 第13章苏联解体了 第14章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15章地下探戈 第16章反恐之路 第17章命运大逆转 第18章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尾声只有自由才能使安全变得真正安全 附录各国主要情报机构表
序言
一本介绍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书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当你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新的威胁每天仍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不断出现。在伦敦玛丽皇后大学从事情报事务研究的讲师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说: “想要掌握国内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某种威胁方面变幻不定的活动和反应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完全控制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2009年8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百年纪念日的来临,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形式将会成为更加困难和持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将不再会像冷战的40多年间,或对付爱尔兰恐怖主义萌芽的30年中那么容易说清。” 2008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标签。布朗认为这种说法把焦点局限在了“9•11”恐怖袭击上面,过于简单和狭隘。当今世界在反恐方面需要一种对这种威胁的全球化视角。 在英国,消除恐怖威胁的各种措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道德争议。围绕“非常规引渡”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这是中央情报局采用的一种手段,就是秘密逮捕恐怖嫌疑人,并将其用飞机运往美国司法系统无权管辖的秘密监狱进行审讯。这些争议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英国,抓捕恐怖分子的军情五处官员经常会给军情五处的律师打电话,以确保他收集证据的手段今后在法庭上经得起辩护律师的交叉盘问。 2008年,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既保持它们与欧盟25个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不会失去与美国情报机构的重要联系。如果想要打败全球恐怖主义,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必须更加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秘密,尤其是要与那些在“9•11”之前永远不会在其分享名单上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在他们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人不同意国防分析专家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判断:“情报不得随意篡改,不能像那份臭名昭著的(粉饰过的)伊拉克报告一样。情报既要真实,又要准确。” 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在必须对情报来源进行保护的同时,情报世界也需要公开它所做的事情。中情局传奇的王牌间谍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的话,基本可以概括我的态度:“不受公众审查的秘密往往会导致对同一事件产生多种无法核实的、矛盾和扭曲的说法。” 50多年来,我曾撰写过多部关于情报方面的著作,也做过这方面的演讲和广播节目,见到过和采访过许多情报官员,并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他们曾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职业的第一线辛勤工作,而且许多人至今仍然如此。我的岳父,已故的约阿希姆•克莱纳(Joachim Kraner)就是这样一个人。中央情报局贝鲁特分站前站长威廉•巴克利也是一个,他被真主党抓获,并最终被杀害。通过他们,我才明白了情报工作在冷战中以及在一个新的战略时代——信息时代中的作用,正是它导致了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他们让我了解到,每个情报机构都需要结合其历史背景去加以考察。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尤其如此。这两家机构在技术和技能方面的发展,使情报搜集活动实现了由业余人士的游戏向高科技专业化方向的转变。 我已把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列在了这本书的前面。他们多次告诉我,之所以愿意帮助我,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秘密情报,以及东欧和克格勃解密之后的档案,反倒增加了情报世界种种彼此对立的说法所造成的混乱。 正如以前我写的所有书一样,本书从头至尾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情报来源的话。那些人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相信我会准确地转述他们的观点。然而,描写间谍的秘密世界不可能写出全部真相,即使他们自己,通常也并不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全部真相。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一些受访者为一些敏感问题提供了“背景资料”。他们要求我为他们保密,因为他们仍在情报界工作。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处于他们那种地位上的人往往不会跟别人讨论这类问题。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我进行情报题材的写作过程中,全球情报界内部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更加开放了。作为情报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我对此有亲身感受。我曾参加过哥伦比亚情报局主办的一次会议。出席那次会议的情报人员来自42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还有摩萨德和欧洲的情报机构。他们请我做的发言主题是“情报界需要更公开”。我也曾在华盛顿召开的、由美国各情报机构的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做过演讲。我的作品也因情报来源广泛以及“对别人委托的材料处理得非常尽责”(一位情报官员的原话)而受到了好评。摩萨德前局长梅厄•阿米特曾说过,“托马斯总是有一说一。”正是这样的鼓励,使我能够填补以前出版资料中的空白。 这本书的研究跨越了我职业生涯的50多年,从我在1956年因苏伊士危机赶赴非洲、中东、亚洲和欧洲时起,一直到现在。在所有这些地区我都在留意着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足迹。我所了解到的内容,使我在情报行业以及它如何运作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权威性。一路走来,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有一天,我要在一本书中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写进去。终于在2006年,我的法国出版商杨尼克•德西——他本人就是一位颇有天赋的作家,建议说,我现在已有了足够的经验做到这一点。他是我的《基甸的间谍》(Gideon’s Spies)一书的出版商。那本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觉得该书将间谍博弈的秘密世界放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下。他自始至终的支持对本书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也要感谢我的编辑托马斯邓恩书局(Thomas Dunne Books)的罗布•科帕特里克(Rob Kirpatrick)对本书的一贯热情和支持,并感谢出色的文字编辑英迪阿•库珀(India Cooper),在书稿完成后,他在核对书中事实方面展示出了高超技能。 还有很多人也提供了大量帮助,其中包括芭芭拉•洛温斯坦(Barbara Lowenstein)、玛德琳•莫雷尔(Madeleine Morel)、诺曼•库尔兹(Norman Kurz)和佐伊•菲什曼(Zoe Fishman),他们从本项目开始之日起就以娴熟的技巧处理着各种相关事宜。 我还要感谢优秀的纪录片工作者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他认为本书有拍摄为大型电视系列片的潜力,并鼓励我考虑一下。如果此事最终能够实现,那将主要归功于史蒂夫。许多我所敬重的记者也对我进行了鼓励,其中包括斯图尔特•温特(Stuart Winter)、迪克•迪斯莫尔(Dick Dismore)和肖恩•卡伯里(Sean Carberry)。多年来,肖恩一直是我的第一读者,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助手伊玛•利内翰(Emer Lenehan)。在我身处压力之下时,她锐利的目光是非常宝贵的支持。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艾蒂丝。她总是孜孜不倦地仔细寻找、核对信息来源。我将此书献给她,不仅是为了纪念她的父亲,也是因为她的耐心和她给我的帮助,使本书最后的定稿能以最佳状态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