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 自远古至元末，济南地区作者代兴，成就巨大，无论在山东还是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济南开始具备“曲山艺海”之城的雏形，为“济南诗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初期，前朝遗老凋谢殆尽，加之以科考为单一的取士途径，文人们受到严格思想控制，只能习儒读经，因而规矩老成，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诗人自由发挥。永乐年间，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盛行，代表了洪武以来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对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然而，这种雍容老成、平稳肤泛的文风是诗歌创作的倒退。随着时间推移，文人们开始不满这种毫无特色个性，仅以作者官阶来决定其诗文等级的现状。于是天顺年间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产生，他们强调诗文应宗法杜甫，面对现实。不过李东阳本人却位居台阁，四十年不出京城，严重脱离现实。因此，作品台阁气息依旧浓厚，只不过在为诗技巧和方法上，更重视声调、节奏、法度和用字，与台阁体略有出入而已。

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等人开始提倡学习秦汉古文和盛唐诗歌，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着力改变台阁体诗和八股文影响，在当时起到积极作用，所以首先倡导这一主张的李、何、徐、边四人并称“弘治四杰”。后来康海、王九思、王延相也随声附和，与“弘治四杰”一起号称“前七子”。胡应鳞《诗薮》说，“何李并作，宇宙为之一新”，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前七子文学主张的根源：“盛唐诗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属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宋诗虽变革唐风自有特色，但诗的兴象情韵已远逊一筹；元诗则一落千丈，沦为附庸。如此一来，人们自然开始强调学习盛唐。实践的结果，是盲目尊古，忽视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专事技法，没有获得唐诗精髓，反而走向过分强调模拟的极端。所以，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等为代表的唐宋派，讥笑复古派散文以模拟剽窃为能，作茧自缚。他们肯定三代两汉文传统地位，却更重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格外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过事实证明，唐宋派虽然批判较为尖锐，却没有相应作品消除复古派影响。从根本上说，唐宋派依旧不能摆脱“复古”思想，其实质仍然是要学习模仿古人。最终，尽管争论激烈，复古派还是得以继续发展。

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后七子”并起，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坚持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认为“西汉文实”，自汉后则代代颓废，最后甚至到了“元无文”的地步。关于诗歌创作，李攀龙等人认为，要继承前七子主张，但又不应如前七子只从字句形式上模拟，而是要从学习唐代大家的神气和声调上着手。谢榛称：“选李杜十四家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手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也就是说，作诗只要神似而不求形似。这些主张，不仅较前七子有所进步，而且确实收获了许多诗文成果。

在复古运动后期，模拟、雷同和缺乏创作个性的弊病日益明显。王世贞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公安和竟陵两派。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要“独抒性灵”。但由于诗文全系于个人性情，导致题材狭窄，全无言志作用。竟陵派同意公安派主张，却过分强调学习“古人精神”，刻意追求文字寓意，结果造成诗文晦涩难懂。所以，纵观明诗脉络，基本是以复古为主线，影响甚至直至清末，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思想但又缺憾严重。

历下遗派

明代济南诗坛，是复古派的战场。在明初沉寂百年之后，作为复古派领袖人物，边贡首先登上历史舞台。鲁中立《海岳灵秀集》评价边贡说：“华泉之作虽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庙以前，海岱之才无其伦比。”也就是说，在前七子中边贡的地位仅次于何景明和李梦阳，单就山左地区明孝宗以前而言，则首屈一指，引领几十年风骚。王世贞《明诗评》认为，造成边贡只能“雁行”于何、李之侧的主要原因是“师友或疏耳”。虽有失偏颇，却也有一定道理，边贡为人澹然和从，相酬唱者既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进一步拓展和发挥。边贡周围扈从者，主要是海丰杨巍、济南刘天民、谷继宗和其子边习等人。

随后李攀龙、谢榛崛起，并称后七子之列，王世贞标榜幕前，济南殷士儋、许邦才鼓噪身后，使李攀龙主掌文坛数十年。济南地区一时诗人林立，成为全国诗坛重镇。谢榛年长李攀龙等近二十岁，但因为志同道合，所以诗论交往很多，为复古派理论升华奠定了基础。李攀龙、殷士儋和许邦才三人，自幼为同学，及长而同入仕，成为了明代济南诗派的核心力量，以至几百年来人们“家有其书，人耳其姓字，传颂其流风遗韵不衰”。

晚明王象春定居大明湖畔，公安、竟陵两派大作于复古之后，但王氏却并不苟合，既反对公安派的偏颇，又不依附好友竟陵派的锺惺，他认为“古而不摹，自我作古矣！”在复古派之后，继续开拓，将抒发感情、关注民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广泛涉及社会各个方面，颇有盛唐遗风。他在《齐音》中指出：“济上之诗，以边庭实为鼻祖，若刘函山、李于鳞、许殿卿、谷少岱，不可胜数。济南名士多，从昔然矣。”公安派领袖袁中道在《阮集之序》中则称：“国朝有功於风雅者，莫如历下，其意以气各高华为主”。 袁中道用“历下”代称以李攀龙为首的济南诗人，这些诗人主张诗必盛唐，已经基本具备诗派雏形。所以《四库总目》评论说，“诗自太仓（王世贞），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将三派并称，是中肯的见解。

济南诗派

时代的变革，往往造就人物。清初，以钱谦益、吴伟业为代表的虞山派、娄东派诗人，既经历了时代变革，又继承了晚明良好文化传统，所以诗风雄奇诡异，情韵既深，风华也胜，对复古派李攀龙等人的主张多有指摘。同时，安丘刘正宗“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易帜”，继承“历下遗派”高华风雅声气，与王象春一起成为济南诗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不久，王士禛清音独立，为萎靡不振的诗坛带来最后一抹亮色。他标榜“神韵”，讲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宣称要重视诗歌的艺术性而不做政教附庸，不是载道的工具。他的成就在于，既继承了前辈李攀龙等人注重艺术性的优点，又摒弃了过分模拟的粗疏，与“历下遗派”一脉传承又有所创新。王士禛在《边华泉诗集序》中首次提出“济南诗派”的概念：“不佞自束发爱书，颇留意乡邦文献。以为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在这里，王士禛不仅定义了济南诗派，而且把自己也归入其中，将济南诗派的地域和时间加以延伸，指出济南诗派的诗人并非指历下一邑而广于济南府，时间也非指有明一代而延续至清。

神韵派之后，诗坛又涌现出朱彝尊的“浙西派”，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以及何绍基的“同光体”等流派。这些流派的盟主朱彝尊、翁方纲、何绍基、阮元等人都曾在济南为官，虽一度影响了济南地区的诗歌创作，但清诗和济南诗风依然是以复古为核心。袁枚曾讽刺王士禛，说他是“清秀李于鳞”，从济南诗派发展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贴切比喻。朱彝尊强调诗词应“歌咏太平”，故而他说：“孩之家本东莱，不袭历下遗派。”也就是说，诗要“醇雅”，不应象李攀龙一样讲求复古。虽是贬低之辞，但在诗派发展的意义上来看，却肯定了济南诗派的客观存在。

当时，除新城王氏一族以外，济南地区还涌现出田雯、王苹、董芸等诗人。田雯的诗歌主张，与王士禛相去甚远，他追求祖杜宗黄，认为诗歌创作要主真求奇。王苹作为田雯的学生，虽然十分赞同他的观点，但在实际创作中却不自觉走上了神韵派道路。刘大绅在《半隐园诗集序》中评价董芸说：“董君香草之为诗也，沧溟之声调，渔洋之神韵，有偏之无偏主也。”董芸自谓“廉之而无肉好”，就是讲求宗法唐诗，注重神韵。因此，王苹、董芸等人依旧是追随李攀龙、王士禛的济南诗派诗人。

齐河郝允秀曾作《客有询济南历代诗人者，作此答之》诗，他在诗中罗列济南历代优秀诗人，认为边贡、李攀龙、许邦才、邢侗、高珩、王士禛、田雯、冯延櫆、王苹等较为出色。其中边贡、李攀龙、许邦才、王苹籍贯历城，邢侗籍贯临邑，高珩籍贯淄川，王士禛籍贯新城，田雯、冯延櫆籍贯德州。虽然有所遗漏，但基本为我们梳理了明清时期济南诗人的脉络。即济南诗派，明代以边、李、殷、许等“历下四诗人”为主干，在其周围，汇集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如李开先、刘天民、谷继宗、边习、潘子雨、袭勖、华鳌等。明末清初，王象春、刘正宗上接李攀龙、下启王士禛两代诗坛领袖，共同铸就了济南诗派。他们身边的追随者，也都是负有“齐气”的诗人，诗风既高华风雅、冠冕雄壮，又天性使然，疏狂任放。

清中晚期，济南诗人多以家族和诗社的形式出现，并产生了大量诗人与作品。他们或追随边李，或崇敬王士禛，在学习唐诗的大背景下，传承诗派理念和主张，成为晚清诗坛奇葩。

源流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