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国榷

《国榷》是明代的编年史，按年、月、日记载了自公元1328年(元天历元年)至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间的重大史事。而且，《国榷》是我国历史上由平民出身的历史学家谈迁，在没有官府资助的情况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独自编撰而成的一部颇具特色的断代编年史4。

图书目录

出版背景

谈迁的一生经历了万历朝至崇祯朝，还经历了南明弘光小朝廷，历顺治十四年（1657年），终拒仕清，以一个贫民创作出一部明史巨著。

谈迁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明朝统治者消极怠政、宦官专权乱政、党争结社频频，天灾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上清军不断叩关。值此国危的时代，“士习甚嚣”的言论不绝于耳5，怀抱着经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们不甘朝野倾轧、世风日坏，期望凭一己之力，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之中。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往往受现实的摧残，在农民起义的洪流和清军铁蹄的征服下，这批在野士大夫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成为了明朝遗民，从此开始了对人生及未来的抉择和思考。谈迁就是这样一位“遗民”的代表，他亲历时代的巨变，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更迭的世局逼其发出“亡国不亡史”的疾呼6。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行将入土，这不仅仅是明朝历史走向衰亡的时期，更可以说是谈迁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7。谈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谈迁赴京考试再次失败之后8，他并未像其它书生那样终其一生继续考取功名，而是认清了自己“才驽，自放田间南山白石”，选择“缀耕之暇，汇为《兔园册》”的耕读之路。“壬戌夏，识钱而介，无月不晤。甲子后分袂，相距三舍，而邮仅再邮焉。”从天启二年（1622年）夏认识每月会面，到天启四年（1624年）两人分手仍维持书信往来，谈迁与钱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废然返矣” ，由漫无目的耕读到有意识地读书，从吟诗作文到集中研习经史著作。

谈迁提道：“男儿堕地，止此血性。为君父用，则有忠孝；为古人用，则有措舌；为二氏用，则有名理；为千秋百世用，则有青简丹笔。”他放弃了科考，也等于放弃了从政路线。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就干脆退而求其次，走学术研究路线。“经史是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读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谈迁“少读国史，辄仰名阀”9，再加上晚明时期，涌现出了大多数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中屡次败北，遂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学者型史家，于是形成了一股治当代史的风气。史家群体的出现，使得修国史成为士人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受这一时风的影响，在阅读了大量当代史著之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谈迁终于选择了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一治当代史。

自古以来，修史总是作为一种“鉴往事，知来者”的文化观念10，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无论治世，抑或是乱世，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或扬长避短，或褒贬善恶。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11。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不仅仅是变了天，换了皇帝，更是正统、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链滴，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史学家，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

史料取材

明实录

《国榷》取材于明历朝实录，但又校正实录。因为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万历）熹（天启）之载笔者皆宦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优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12。可见明代历朝实录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记载有失实、丑正、歪曲的毛病，崇祯朝没育实录。

明亡后，崇祯、弘光两朝实录，已无人顾及，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他访求邸报、询及遗老，补齐两朝史事，寄亡国之情丁先朝史书的编修，自署“江左遗民”。这和常时留心国史典故之史家编撰史书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私家著述

《国榷》又广采溥引，遍览私家著述，择善而从，取舍严谨，秉笔公正，不以个人爱憎为务。他参阅“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13。其中征引最多的有：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郑烧的《今言》《吾学篇》，王世贞的《宾山堂别集》，薛应旗的《宪章录》，焦址的《献征录》，高岱的《鸿欲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明书》等等。所以，他编撰《国榷》虽据实录，但又不完全依赖。

成书过程

《国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