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十几个春秋后，张显荣已出落成一个才貌出众的青年。这时，张秀刚年事已高，掌管如此大的家业和买卖，委感有些力不从心。看到大儿子已长大成人，遂将张显荣接往济南，跟其学做生意，以继承他苦心经营的产业。

由于张显荣生性乖巧，聪明灵俐，两年之后，已对整个铺面应付裕如。张秀刚看儿子羽毛已丰满，能够支撑门面了，加之年老体弱，怀念故土，遂将济南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张显荣，返回故里去了。

正值张显荣在生意场上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之际，老父不幸故去的噩耗传来，他草草安排一下铺面，返回故里奔丧。在处理丧事期间，他看到弟弟是个花花公子，偌大一个家业无人料理，决定将济南的铺子变卖掉，在村子里亦农亦商。张显荣兄弟俩在村子里又置起了杂货铺，先只经营一些日用杂货，后做起了贩大牛和枪药等大宗买卖，日子越来越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7年，山东惯匪刘黑七部来到张的家乡，将该地抢劫一空，张显荣的家产当然不会幸免。经此劫难，张显荣看出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和钱财，组织周围十几个村子的农民，在其村东小土山上修起了土围子。又将杂货铺卖掉，买了部分枪支，挑选了部分年轻力壮的农民为其守围子。然后，张显荣将其家属、金银细软全部搬进围子，在山上当起了大王。

这时的张显荣已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特别是聚赌已成嗜好。先是与周围村子的赌徒聚会，后连邹县、曲阜、费县的一些大赌棍也来此较量，围子里俨然成了个大赌场。几年的功夫，在这赌场输赢的变幻中，张显荣的产业犹如茧中抽丝，丝出茧空，家景每况愈下。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张显荣在赌场上输红眼的时候，因赌场上的纠纷，他又被人在曲阜县长面前告了一状。曲阜县长派人将其妻子张氏及弟张显林捕押到曲阜（国民党时可越境办案）。张显荣只得求亲告友，变卖家产，凑了一笔钱，经邹县城前乡水泊的三番子头领周天吉从中斡旋，方将人保出。

经此一番折腾，张显荣悟到：在这举世扰攘，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世道里，没有一个强硬的靠山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想到了邹县三番子头目周天吉。

“三番子”，俗称“家礼”，亦叫“安清道义会”，源于宣统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赶下台，溥仪逃往日本。在日本反动政府的支持下，溥仪意欲东山再起，恢复帝制，遂用“安清道义会”的名义拢络人心。然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溥仪的美梦破灭了，但这种道会门却延续了下来，被一些地方势力派利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番子内部是论资排辈的，分为大（22）、通（23）、悟（24）、孚（25）。在鲁南一带，较大的三番子头子都是大（22）。周天吉是曲泗邹一带最大的三番子头目。他大开会门，广收徒弟。上至官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都有他的门徒。在鲁南山区，他算得上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

周天吉为了扩大势力，控制泗南山区、也早看中了张显荣。所以在张显荣家遭不幸求他帮忙时，他马上找在曲阜当县长的徒弟通融，将张的妻子和弟弟放了出来。对此，张显荣感激涕零，决心认周为师父。

张显荣抬着重礼到邹县周天吉处，按入会的仪式拜周天吉为师，排辈为通（23）。周授命他回去“大开善门，广收门徒。”这次拜师，成了张显荣生活的转折点，于是他借助三番子势力，扶摇直上。

拼凑队伍

张显荣从邹县回来后，根据周天吉的授意，大量发展三番子信徒。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还未到鲁南，国民党军队及其政府坐吃山空却早已望风而逃。在这个空隙之间，鲁南各地土顽、地主等以抗日为名，拉起了游击队，自称司令。一时之间，鲁南遍插大王旗，司令多如牛毛，仅泗水就有十几个。

张显荣看时机已到，遂以三番子门徒为骨干，以张庄为中心，拉起了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副大队长李庆生（张庄街人）。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孙铭德（邹县圈里人），二中队长张秀之（邹县黑石人），三中队长王丙坤（张庄街人）。周天吉又派了一些徒弟来辅佐张显荣。

1938年1月4日，日军占领泗水城，泗水县国民党县长秦载敬携款和枪支逃到北孙徐李延寿处，想组织武装阻止日军南侵。他问李延寿：“泗南山区谁的武装力量强？”李答：“张庄的张显荣。”于是秦调张显荣到孙徐共商抗日大计，并将李延寿与张显荣的人员合编为一个支队，李延寿任支队司令，张显荣任副司令，张继安任参谋长。下设两个营，一营长张显林，二营长李学荣。

但这支队伍纯系乌合之众，心怀各异，当听到日军进攻的消息时，亦为鸟兽散。

张显荣趁机抢掠了一些枪支、弹药，回到张庄继续扩兵，势力不断壮大。随后，一些小股地方武装也不断来入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