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宗炳

宗炳（公元375年一公元443年），字少文，南朝宋画家，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人。家居江陵（今属湖北），士族，东晋末至南朝宋元嘉（文帝刘义隆中，屡次征召作官，俱不就。

他游山玩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饮溪栖谷30余年，可谓终老山林了。由于他经历过无数的美丽的山川景物，发掘出山水美的真谛，因而画山水时，能够“以形媚道”，畅其神韵。他除画山水，又善弹琴，还信佛教，在庐山参加慧远憎的“白莲社”，曾作《明佛论》。他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著有《画山水序》，内中云：“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论述了远近 法中形体透视的基本原理和验证方法，比意大利画家勃吕奈莱斯克（Pmilippe Brunlles co，1377一1446年）创立的远近法的年代约早一千年。并主张“神畅”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 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王微的山水画与宗炳相近，放情丘壑。亦有画论，意远迹高，与宗炳均为文人画之先驱。他提出 画画应“以神明降之”，并以整炼的语言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均是讲画山水画不是自然主观的死板摹画，而是应抒写自己的感情，才具有生命力。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山水画名作甚多，如顾恺之画过《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山水》六幅，夏侯瞻画过《吴山图》，戴逵画过《剡山图卷》，徐麟画过《山水图》、宗炳画过《秋山图》，谢约画过《大山图》，陶宏景画过《山居图》，张僧繇画过《雪山红树图》等。就表现技巧看，都能很好处理空间结构，把纷繁复杂的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炼和集中；就创作思想上看，均能以主观思想感情对待自然景物，做到了比自然更真实，更完美，更集中。故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说：“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去之稍阔，则见其弥小。”并推论处理画面时，“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 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这时描写自然界的真实，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法。

宗炳一生好游观山水，不论远近，他都要前往登临，晚年因病居於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常常感叹不已。然而他将平生所游之地用他的画笔绘于室内的墙上，虽然足不出户，却也似置身于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趣盎然，不减当年。六十九岁时辞世。

轶事典故

另类“高贤”：志在寺外

庐山东林寺自宋代起设有“远公影堂”暨“十八高贤影堂”。十八高贤，也就是慧远和他的最得意的17位信徒。十八高贤，宗炳排在倒数第二。他入“白莲社”仅仅50天，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庐山。尽管如此，信息并不灵便的古人还把他放在“十八高贤影堂”里，足见他的价值份量。莲社，首批“社员”有123人呀。那个时代也怪，有些专门逃避做官者，偏偏要往冷清寂寞、虎狼成群的庐山里窜。他们把庐山当作了自己人生设计的最佳试验地。其实也不怪。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诗会，不就是把中国的儒家革命者或在政治失意之时，或在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的旅途所选择的传统方式——隐逸，以一种诗意的表达，让它高高地放在了历史的坐标之上了么？

宗炳出生于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字少文，祖父是“宜都太守”，父亲是“湘乡令”。由于他家庭经济条件尚佳，父母课子有方，他又聪明，青年时代就能写会画，颇有些名气。他的人生设计便与绘画紧密相连了。北府将领刘毅、刘道怜等先后召征，都被他拒绝。皇帝是白痴，这是个争夺皇权，战争频繁的乱世。如此乱世，对他的心理压力太大，他便以为“佛国最伟”。作为一个酷爱绘画的艺术家，宗炳十分重视自己文化视野的开阔。他诚挚地吸取着外来文化——佛教的营养。

元兴元年（402），他由老家南阳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的汉水流域），逃之千里入庐山，更是因为崇尚佛教、仰慕佛学大师慧远。那年，他27岁，慧远69岁。他拜慧远为师，参加“白莲社”，奉信佛教，向慧远学习佛、儒、老庄哲学及文学。这年七月二十八日，慧远率门徒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死后一同再投生于弥陀净土，宗炳便列其中。

上年末，在江陵的七州都督兼两州刺史桓玄帐下任职的陶渊明，回到庐山东南麓故里度岁。这年七月，他销假返回江陵。或许正是这缘由，37岁的陶渊明与小他10岁、在庐山西麓东林寺里的宗炳没有交往。这次宗炳来庐山，成了生死记忆。“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他还说，慧远从“灵德自奇”的名僧道安为师，而后在庐山独树一帜了，“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岩林。”他回忆了在庐山时，慧远屡次在那秀美的山水之中为他开课，大师的讲解像舒卷的行云那般流畅，却又很严谨庄重地引据佛经典籍：“骤与余言于岩树涧壑之间，暧然乎有自言表而肃人者。凡若斯论，亦和尚据经之旨云尔。”

元嘉十二年（435），他年及花甲，在江陵故宅写作《明佛论》，作了上述回忆。当年，宗炳在庐山学佛不到两个月，他的哥哥、南平太守宗臧找来了，坚决反对他加入莲社，逼他回老家。宗臧就在江陵给他建造了房子，要他就在那里闲居。他在庐山才50天，又大体活动在东林寺。如此一来，他成了庐山文化圈子的边缘人物了。　这是宗炳第一次和庐山结缘。然而，这次结缘却修改了他的人生设计——他在庐山短短的50天里，染上了游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对自然美的探寻便成了他生命的强大推动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辉的起点。慧远作为一个佛教领袖，游庐山时常常是门徒成群，浩浩荡荡。而宗炳却喜欢只身远游，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种旅游方式是最个人化的，是老庄式的，最能释放他个人的潜能。他多次沿长江东下去庐山，往西去荆山、长江三峡里的巫山，南往洞庭湖、衡山，北往嵩山、华山，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他曾在衡山建别墅，“欲怀尚平之志。”

这中间，宗炳还与恩师慧远保持着联系。义熙元年（405），他第二次来到庐山。这时候，莲社成员、隐士雷次宗也由豫章来到了庐山东林寺，就儒学佛学向慧远求教。慧远为宗炳和雷次宗单独开课，讲解了儒家的《丧服经》。正在从事佛教中国化的慧远，不但多次邀请西域的著名佛经翻译家，还直接请古印度、尼伯尔一带的外国法师来作正本清源的翻译佛经的工作。他还十分重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那时的庐山，不但是中国南方的第二个佛教中心，而且是慧远与门生宗炳、周续之、雷次宗等共同研究孔儒、老庄、文学的学术重镇。这正如北宋人李觏评论说：

噫！汉代初传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当是时，谓之何哉？处国之神而已。及东晋、宋氏，其法乃大。盖慧远居庐山，名虽为释，实挟儒术，故宗少文就之考寻文学，周续之通《五经》、《五绋》而事之，雷次宗亦从而明《三礼》、《毛诗》。儒者尝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

那年月，去庐山求学了，那殊荣可厉害呢！比宗炳出生晚几十年的南朝名诗人江淹的《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峰》云：“此山具鸾鹤，来往尽仙灵。”这不但是对庐山形态美生态美的抒写，更是对文化巨子云集庐山的礼赞。　后来，宗炳的两个哥哥都不幸去世了，侄子们都由他抚养，生活越来越困难，他回到江陵故宅亲自从事农业生产。

《画山水序》——令众山皆响

义熙七年（411），宗炳36岁了。那时，刘毅兼任荆州剌史。执掌朝权的太尉、中书监刘裕，采纳了部下的建议，召宗炳任荆州府的主薄，要他辅佐刘毅。刘裕深知刘毅心底对他是不服的，是有可能背叛他的，是他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大隐患。他召宗炳去任荆州主薄，是对宗炳的高度信任，是要派他“卧底”监视刘毅。然而，宗炳不就此职。刘裕问他什么理由？他说：“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也就是说，他在大山里自由自在地活到了30多岁了，宁愿就这么从身体到精神皆与山峦融为一体地隐居下去，不愿再去当什么官儿了。刘裕倒觉得他的志向是对的，并不去勉强他，更不以为这使他的政治权威以及面子受到了嘲弄而怪罪他整他。刘裕爱才，仍派征西长史王敬弘关照他的生活。宗炳呢，有官府的接待与经济支撑，更可以放荡形骸于山水之中，“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王敬弘虽然是个级别也很可以摆脸的官，却对宗炳“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王敬弘总是很随他的性情，由他怎么的，不曾哪一回不让他游个尽兴而半途终止他的旅游。

对于刘裕给予官位，宗炳很礼貌地拒绝了。他就是那么个山野文人的德性，很有自知之明，对政治对当官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优化大师，他的人生设计从来没有把自己列为儒家革命者。这在那个年月，除了宗教徒，很少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倒成全了他，让他冥冥之中继续往文化大师的高位上奔。他后来又跑到庐山去了，隐居于东林寺。次年，刘裕先发制人，亲自率兵铲除刘毅，迅速猛攻江陵。刘毅在逃亡中自缢。假如宗炳接受了刘裕的任命，去荆州当了什么主薄。刘毅当然不是傻瓜，定然看出了他来的真正使命。那么，在刘裕发动进攻时，刘毅极可能先杀了宗炳。那样呀，在官多如牛毛的中国政坛，仅仅多了一个其光如萤火虫，瞬间即逝，绝对不能载入史册的“六品官”而已，却少了一位至少必须载入中国文化史，甚至必须载入世界美学史的大师。宗炳那篇《画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论。历史想到这里，必定哎呀呀大叫三声：好险啊！一个尊重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的人，是笑在最后的。不适合做官，有着精神创造的志向与才华的人，就万不能听从官本位者们的大歌大颂，尤其是“龙恩浩荡”之时，头脑的清醒，意志的坚毅，放松的心态，就成了他的生命放出异彩的决定性的因素了。而人性的本能，社会对人性中的卑微、丑恶基因的煸情力量，又决定了自己是最没有解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最不了解自己的。自己是自己的哈哈镜，自己又是自己的敌人。如此决定生命意义的生死存亡的关口，真要有“阅尽人间春色，风景这边独好”的高屋建瓴的自审能力，又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死守精神家园的蛮劲狠心。正是在这义熙八年（412）秋，太尉刘裕由荆州东征江州刺史刘毅经过庐山，又来找宗炳了，要宗炳出山做他的高参。宗炳是出于对他有几度“知遇之恩”的刘裕的回报，还是为了保护东林寺的佛教事业的平安？还是因为85岁的法显西行求法15年，游历了30余国，终于越洋归国，激发了他对佛教事业更加强烈的挚爱？他献给刘裕一幅人物画，这画为“一笔画一百事”。我想，可能是连笔画，涉及故事一百个吧。“一百事”乃泛指，言涉及历史故事何其多也。这画可要功夫，考他的想象力。作为还礼，刘裕送给他“犀柄尘尾”（犀牛骨作长柄的宗教用具“拂尘”）。刘裕并没有勉强宗炳出山。这年，宗炳才37岁，又回到江陵故宅，好年华用在或耕作，或漫游，或作画，或操琴，或撰文的逍遥自在之中。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把宗炳列入《隐逸传》之中。《南史》的《宗炳传》说：“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他构建的精神家园是丰富多彩的。他画了不少山水画、人物画、动物画，可惜，历史把他定位于中国第一位山水美学家，却恰恰连一幅山水画都没有留传下来。是不是那时代，从政坛到文坛，大抵没有朝更宽容的审美意识中觉悟过来，看轻了山水画呢，仍然以为只有以人物为主体的画儿才伟大呢？那时，前有顾恺之开辟了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特的画种的道路，然而，山水画也没有留传下来。宗炳的人物画题材广泛，留传下来的有：《嵇中散白画》、《孔子弟子像》、《永嘉邑屋图》、《周礼图》、《惠特师像》等。他的动物画有《狮子击象图》。他晚年著有佛学论文《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他还写了具有中国第一篇山水美学理论性质的《画山水序》与绘画技法探讨的《狮子击象图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