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大小金川之战
清平大小金川之战是乾隆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两次大规模战役。同时也位列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之二。
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泽旺印信，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派张广泗和庆复进讨，后派遣讷亲到四川督师，但清军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乾隆帝改派岳钟琪为总兵，讨伐金川。乾隆十四年（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以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到18世纪60年代，金川局势再度紧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经多次血战，清军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至此结束。
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与乾隆其他八大武功相比，偏居川西一隅、仅有弹丸之地、数万人口的大小金川，却致清王朝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其代价远远超过乾隆的其他任何一次武功1。
基本信息
- 参战方
清军；大、小金川土司军
- 地点
四川金川地区
- 主要指挥官
乾隆帝、张广泗、傅恒、阿桂、福康安等；莎罗奔、僧格桑
- 结果
清军平定大小金川
- 名称
大小金川之役
- 发生时间
1747～1776年2
战争背景
川西形势
明清更迭之际， 金川部落首领乘机脱离明王朝的统治，形成割据势力。顺治十五年（1658年），瓦寺土司十五曲诩伸在清兵占领成都之战中率部归附。其后，杂谷、金川、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等各土司先后附清，并接受清廷的封授及印信、号纸。康熙五年（1666年），俊拉首领嘉勒巴归附，清承明制，颁给康字四十七号金川寺演化禅师印信一枚。康熙六十年（1721年），嘉勒巴之庶孙莎罗奔遣头目赴四川省城向清朝投诚，后又拨土兵500名，随清兵出征羊炯（今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一带）后因作战有功，四川巡抚色尔图、提督岳钟琪委莎罗奔以副长官司职衔，令其管理大金川驻牧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为了削弱俊拉势力，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朝廷授予莎罗奔大金川安抚司职衔，并颁给印信。习惯上称俊拉为小金川。于是，有了大、小金川之别。从此，大、小金川成为两个互不统属的、独立的土司出现在历史舞台上3。
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授给莎罗奔安抚司职衔以前，大、小金川之名就己经存在。明朝初年，明王朝将董卜韩胡宣慰司所属的一部分改为金川寺，封横拉部首领哈依拉木为金川寺演化禅师。至明末，又将两金川河流域地区分设土司衙门，始有“大金”、“小金”之名称。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二十七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在条陈里就川陕事宜一折中说：“川省土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铃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炯，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4。同年三月初五日，经兵部复议，从其所请，奉旨允准，其印信字样作“大金川安抚司印”。就是说，大金川土司之称谓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就出现了，只是在是年颁授印信以后，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乾隆以后，清代文书中所称金川，皆指大金川，而将明朝以前相沿己久的金川土司称为小金川土司。清廷此举的目的是承认大金川土司的地位，以削弱小金川土司的势力，使之借朝廷的封号与小金川抗衡，互相牵制，这是清初“以番治番”民族政策的产物。
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痔的土地资源，闭塞的交通条件，落后的生产、 生活方式，在嘉绒地区的藏族人民中，形成了以抢劫为荣，以怯懦为耻的社会风尚，他们崇尚武力、桀骜不驯、好勇善斗，这也是嘉绒地区各土司互相掠夺、兼并，争斗不己、战乱不息的原因之一5。
重要位置
大、小金川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与康藏通，东连成都平原进入川西高原的咽喉——汉川县，是嘉绒藏区通往汉族地区的要道之一。南接雅安地区，直通内地，北接川西高原，与青海、甘肃相通，为内地通往西藏、 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咽喉与桥梁地带，它可以远扼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近控川边，因而，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在川西北各土司中，“瓦寺、沃日、三杂谷稍逸而北，木坪、明正、革布什咱稍逸而南，惟小金川横亘其中，金川又在小金川之西，即如维关南抵打箭炉（今甘孜州康定县），其径道计程不过数百里，因有小金川地方为之阻隔，必由成都绕道而行，几至二千数百里，一切难于呼应”6。大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三藏，与十八家土司部落毗连。
清朝统治者认为，“治藏必先治川，使四川各上司相安无事，则川藏大道才能畅通无阻”。这充分说明了嘉绒藏区在整个藏区中的重要地位。乾隆帝对此地区也一直比较重视，并且他的恩威并用的统治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7。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这些官吏实现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到乾隆初年，各土司已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整个川西北的嘉绒地区。土司制度下，土司是一个地区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百姓耕其地，必须向土司纳粮当差。土司掌握着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土司为世袭职，土司死，其子继承，无子者，兄弟、女儿承继。无兄弟而子尚幼者，可由土妇（土司之妻）摄政，待子成人后继承土司位。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土司中又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事件1。
战争起因
清廷政策
清朝统治者早己形成的“边疆一日不靖，内地一日不安”思想模式。清朝本身是由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 他们曾亲身经受过明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明朝覆灭的历程。因而清醒地认识到，要统治好全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分别对待，才能使其地位巩固，国家安宁。因此，清朝统治者除了制定统治汉族的政策外，还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他们的边疆政策中，比较明确而且几乎贯彻清朝始终的，就是“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等政策。因俗而治的传统思想便成为清朝统治者始终奉行不移的方针。清朝前期的统治者们都主张在不改变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行政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等情况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统治措施，建立行政机构，以加强统治。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获得了成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