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明朝时期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不但用于陆战攻坚，也用于水战之中。通过实战应用，对火铳的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到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铜火铳的制造达到了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形制，数量也大大提高。

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看，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后为铳尾，向后开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沿外也加一道口箍。另在药室前侧加两道，后加一道加固箍。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火铳长四十四点二厘米，口内径二点二厘米，外径二厘米。铳身刻铭文“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简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三件有洪武纪年铭的火铳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号铳为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年)造，全长四十四点五厘米，口内径两厘米，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造，长四十四厘米，口内径二厘米，凤阳行府造；三号铳长四十三点五厘米，口内径二厘米，也是洪武十年凤阳行府造。以上四件洪武火铳铸造地点虽不在一处，但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长度仅相差一至十毫米，内口径相差二毫米，说明当时各地铜铳的制造已相当规范化。

以上介绍的四件洪武火铳形体细长，重量较轻，应是单兵使用的轻型火器，亦可称手铳。明洪武年间还有一类口径、体积都较大的火铳，也称碗口铳，实物如现藏中国军事博物馆的一件，为洪武五年铸造，全长三十六点五厘米，口径十一厘米，重十五点七五千克，铳身铭文“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与元代大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更粗，药室明显增大。山东地区发现的洪武年铸造的同类火铳，形状相同，唯口径更大，接近十五厘米。口径增大，铳筒加粗且药室加大，使明代的大碗口铳较元代同类铳装药量更大，装弹量和射程也相应增大，因此威力也更强了。

上述明洪武年间制造的两类火铳，即手铳和碗口铳，无疑是直接继承了元代两类火铳的形制并发展而来，并很快发展成枪、炮两个系列。

洪武初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等，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重新改由朝廷统一监制。早在洪武十三年时，明政府已成立了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洪武末年又成立了兵仗局，永乐年间的火铳便是由这两个局主持制造的。永乐时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较洪武时有了更大的增长，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

从洪武初年开始，终明一代，军队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运船上装备碗口铳四门、火枪二十支、火攻箭和神机箭二十支。到永乐时，更创立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也安置了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和二十年，明成祖令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到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部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火铳也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军队的全部装备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其上述，我国元末明初火器的发展，特别是明初洪武年间火铳的制造和使用，在当时世界兵器领域内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从明代中叶以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火炮、火枪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中国的兵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祖制，有些手铳的形制甚至百年一贯。火药兵器没能在自己的故乡引起革命的变革，而当它传入欧洲后，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兴起却使它发挥了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到明中叶，发明了火铳的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舶来品中汲取养份，仿制了比火铳更先进的“佛郎机”和“红夷炮”，以及单兵使用的鸟铳等。中国火器的制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军广泛使用的一种火器，射程顺风时达一公里左右，逆风时达一百米。因外形酷似火鸦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