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源流

八股文的雏形是宋代的经义，北宋王安石变法，科举以经义取士，主要考察士子对《诗经》《书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义旨的阐释和发挥。元祐初，旧党执政后，废除王安石新法，然而以经义试士的科举政策上，当时势如水火的新旧党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而是实行的「兼收」或「分立」制度，维持了诗赋与经义在宋代科举体系中的平衡，将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和专经进士，二者首场皆考经义。南宋亦继承了元祐分科试士的制度。

与经义试士的实践相对应，宋代经义的文体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成熟。在诗赋与策论、经义孰优孰劣的争论中，诗赋优越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诗赋的程式化程度较高，更符合科举衡文的标准，而即策论、经义都不能如诗赋那样有「规矩准绳」、「声律法度」，易于辨别工拙。于是因为考试衡文的客观需要，经义的程式化结构后来日趋严密。而宋代诗赋与经义长期并行的科举实践，则为经义借鉴、融合诗赋的程式提供了方便。至南宋后期，其文体程式的复杂和精密已经远远超过诗赋，达到了「冗长繁复可厌」的地步。

朱熹尝言道：「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

朱熹所说宋代经义的弊端，既有体式结构的强为分段、重复，也有修辞上过多的「对偶」、「工巧」。针对这些弊端，朱熹提出了改革经义文体格式的方案，他认为：「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

宋代的经义考试，于本经外，亦兼试《论语》、《孟子》。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立为官学教材。到了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重开科举之时（1315年），正式将朱注四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科举考试的科目范围。确立了初场以《四书》和《五经》为内容的考试，《四书》考明经、经疑，《五经》则考经义。四书已经上升至与五经对等的地位。因为经疑从四书内出题，故又称「四书疑」、「四书疑问」。

明初洪武年间，取士损益元制，初场考《四书》《五经》义，考试的文体形式则是「略仿宋经义」。《四书》义「二百字以上」、《五经》义「三百字以上」，单从字数上而言，即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洪武二十四年，则又从体式结构上进一步简省，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其后文体不断演变，永乐至景泰是八股文的萌芽时期，天顺至弘治是其成熟完备时期。在经义八股格形成的过程中，经义正文（讲题部分）进一步格律化——股与股排比对偶，一般在两股至十数股之间。

「八股」并非固定或法定的文体程式。明代官方从未规定科举考试的四书文必须写成「八股」格式。在有关明代四书文的选本中，相当多的作品并不具备「八股」格式。于经义文体格式化过程中的众多格式中，「八股」最终在所有格式中占有重要和优势的地位，是经义取士过程中考官和士子上下互动必然选择的结果。明代八股文的形态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它既接受来自官方政策或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接受来自社会文化、尤其是士风文风的影响，对于后者的敏感性甚至要远远超过前者。而人们更为经常地提及的「八股文」，则不过是四书文的俗称而已。

正德、嘉靖时期唐宋古文法度的引入，促使八股文在「根柢程朱」的章程要求与自然平淡、文本经史等范畴的限定之内，被推向了高峰。尤其是唐顺之、归有光诸家的创作成就，往往被后人视为将古文、时文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唐、归之后，严峻的创新压力也随之而来，后人或是因效法成弘、正嘉而流于平庸甚至浅薄，很难博得主司的青睐；或是向「根柢程朱」「文本经史」「平淡自然」等观念发起冲击，寻求通变之道。士人或引心学、禅学入八股，或讲求格法的巧妙变幻，或引俗字方言入八股，或走上复古主义宗法秦汉的道路，不一而足。在隆庆、万历时期的八股文坛，「心学入八股」流行于前，「俗语入八股」「机法」「凌驾」等文风盛行于后。至天启、崇祯年间，「诸子入八股」形成一股大规模潮流，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科黜落了大量根柢程朱且谨守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法则的八股文，而弋获了大量不轨于义理的「纵横充斥」之文。

清初倡导归本经史，逐步提倡「清真雅正」。入关第二年的顺治二年（1645年）「定文有正体。凡篇内字句，务典雅纯粹。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顺治九年（1652年）又规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矜奇立异者，不得取录。」这些措施，使「诸子入八股」的潮流最终消弭。康熙初年的《科场条例》又强调不能决裂本题、不遵传注、引用异教、影合时事、摭入俚言谐语、有过五百五十字者，小束大结不分明者，等等。

至乾隆年间，而爱新觉罗·弘历是一个「乾纲独揽」，执意掌控科场动向的皇帝，导致了一系列新戒律的出现，爱新觉罗·弘历规定首场三艺的虚字统一规范（比如承题，首艺用「夫」字，次艺用「盖」字，第三篇用「甚矣」；破题、起讲所用虚字也有明确限定），一层层地为八股文写作套上了枷锁。爱新觉罗·弘历不仅重视八股范文的编纂、文风之纠正，而且对八股文的几次宣谕都是在亲自「抽阅试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要向臣下及天下士子显示他的目光如炬。

在明中叶心学思想的推动下，「代言」成为八股文的流行机制。就八股文的内容结构而言，「起讲」以下是「代古人语气」的内容；就经学阐释方法而言，「代言」不是要恪守经注，而是试图进一步摆脱经注（尤其是朱熹《集注》）的羁绊；就文章组织方式而言，「代言」给八股文染上了虚构的文学色彩，而且通过与「自言」的辩证转化增强了八股文的表现功能。

然而随着满清入关，功令收紧，八股「代言」的阐释被诸多限制，逐渐陷入褊狭境地。乾隆十九年（1754年）年上谕：「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即如今科放榜前，传首题文有用『九回肠』之语，其出自《汉书》『肠一日而九回』，大率已莫能知，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岂所谓非法不道、选言而出者乎？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爱新觉罗·弘历在入选的八股文中发现有「九回肠」一语，既然要第一人称「代圣贤口气」，那圣贤以后的事便不能出现在文章中，同时更把这种用「后世语」现象上纲上线到学风、心术、士习的高度而强调其严重性。

爱新觉罗·弘历对「代言」的理解带有「权力」色彩，显示出治统对文统的干预，将后世对时文「代言」的理解引向偏狭。此后「代口气」不能「引用三代以后事」此种狭义文体认知被明确为官方功令，写入《钦定科场条例》，消解了援后世事以证经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此功令还被逐渐理解为「禁读后世书」，陈维昭认为其中不无考官与父兄师长规避心理的推波助澜，既然官方规定「不能述引后世」，那么考生们学后世之书也就没了用武之地，就没必要学了，其结果则导致了士子的无知。而这种「不必多读书」的心理更是将士风导向空疏。以此，清末对八股「代言」功能产生了诸多质疑，甚至否定其选拔真才实学的基本功能。

于是清末康有为曰：「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传达出来的意思是：科举立法过严，不准士子读三代以后之书，不准士子读四书五经之外的其书籍；结果是诸生荒弃群经、谢绝学问。梁启超再推而演之：「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此辈循资按格，即可以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矣，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

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使载湉坚定地推翻旧制、实行新政，对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清代八股文考试制度）作出了夸大其词的表述。但是，经过乾隆朝的厉禁，再加上嘉、道以后科场禁忌越来越细、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即会被处以停科的处罚，重者则是当科黜落。八股文写作确确实实走入了死胡同。维新派对八股文的攻击，目的并不是要进行文体改革，他们只是把「废八股」当成砍向「旧制」的第一刀。八股文于是就这么退出了考场。

雏形

八股文的雏形是宋代的经义，北宋王安石变法，科举以经义取士，主要考察士子对《诗经》《书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义旨的阐释和发挥。

中国的选举制度从察举变为科举，其关键在于「以文取士」。因而，文学乃是科举的核心体制。所谓「以诗赋取士」，是指唐代进士科考试的情况。但是，唐代的进士科最初并不试诗赋，而只试时务策。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加试经史，即在时务策之外，还要考经史策。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及杂文，其意见得到采纳，于次年（永隆二年，681年）敕令施行，由此进士科考试亦发展出试帖经、杂文、策文的三场制。其所试杂文最初为箴、铭、论、赞、表之类，后渐加入诗赋，大概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遂专用诗赋，诗赋的重要性升为三场之首，往往决定士子之去取。唐代进士科的三场考试制度，奠定了科举文学体制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