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唐对外交往的异同点.

相同点:①朝鲜,日本都是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②经济技术交流都比较频繁;③政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④对外交往都以陆路为主.

不同点:①汉代对外交流物品和技术种类较少,而唐代交流范围更加广泛,并且注重对中外文化兼收并蓄;②唐代比汉代更加注重对外交往,政策更加开明,同唐代有交往的国家增多;③唐代的对外交往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比汉代更加深远.

浅谈汉唐对外交往的不同及原因

江西会昌一中 曾宪环

公元前2-1世纪的西汉帝国与公元7-8世纪的大唐帝国是当时雄居世界东方的封建大帝国。这两大帝国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发达的对外交通，开明的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扩大了两大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本文在此粗浅地比较汉唐帝国对外交往的不同并探究其原因，愿与中学历史教学界的同行们共同切磋。

一、汉唐对外交往的不同

1、交往路途方式的不同。

西汉的对外交往以陆路为主，兼行海路，唐朝的对外交往是海陆并举，安史之乱后，偏重海路。

汉武帝时，西汉对外交往的陆路通道有四条：一条是自蓟（今北京城西南）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抵达朝鲜半岛（乐浪道）。一条是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此道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又称河西道）。一条是自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县）出发，沿今滇缅公路，抵缅甸、印度（永昌道）。一条是自南海（今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北部）等地。西汉的海外通道有二条：一条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海，可达朝鲜半岛，再绕朝鲜半岛向东，可达日本。一条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沿今印度支那半岛近海南行，可达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又经马六甲海峡，西渡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① [此道又称“海上丝周之路”，须说明的是，西汉的“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全线直通，中国商船大致在马来半岛停泊，商使一般上陆转船再航孟加拉弯、印度]。

唐朝对外交往的通道有七条：五条陆道，二条海道。陆道有从营州（今河北昌黎）入安东道（去朝鲜）。自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通大同、云中道（去蒙古）。自中受降城（今内蒙包头市附近）入回鹘道。自安西入西域道（去中亚）。自交州（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经缅甸入印度）。海道则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至高丽和日本。自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诸国（此即为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②

2、中外交往内容不同。

西汉对外交往以商品交流为主，使节往来、技术交流不频繁，有了初步的宗教、艺术交流。西汉出口商品是丝（绸）漆（器）并重，经丝为主，进口则是象牙、犀角、珠宝、琉璃、奇珍异兽等奢侈品。与西汉有使节往来的多为朝鲜、日本近邻等。技术交流局限于西汉的内属国（如朝鲜、越南）及中亚一些国家（如安息）。宗教方面则是印度的佛教从贵霜国传入内地，但并非广泛流行民间，仅有一些统治阶层信奉。艺术方面是中亚的箜篌、琵琶、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传入西汉。

唐朝对外交往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且中外交往的规模、频度惊人。使节往来方面：从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节达19次，平均每次人数约400余人；从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的148年间，大食派遣的访华和对华贸易政府使团达37批。派遣留学生方面：新罗留学生是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仅在公元840年的一年里，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即达150名。商品交流方面：唐朝出口的是丝绸、瓷器，尤以丝绸为最大宗。中外贸易额急剧上升，如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到广州贸易的蕃船，竟达4000余艘。技术交流方面：新罗从唐引进雕版印刷术、制陶、制铜技术；唐从天竺学习熬糖（蔗糖）法，天竺从唐学取造纸术；唐的造纸、丝织技术传入大食。宗教往来方面：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在唐朝得到传播；新罗从唐传入佛教；佛教的六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先后由唐传入日本；唐朝的著名高僧玄奘、鉴真、义净等先后出国学习、传播佛教。艺术交流方面：唐朝的十部国乐中就有高丽乐、天竺乐，印度北部的犍陀罗艺术深刻地影响了唐朝的雕刻艺术。

3、交往对等性的不同。

西汉的对外交往偏重单向交流，即西汉输出的东西多，外国输入西汉的东西相对少，特别在商品交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而唐的对外交往则是典型的双向交流，输出多，输入也多。

4、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

西汉的统治者虽积极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开辟了东西两大外交圈，但西汉的对外开放显然还处于初步阶段，西汉政府虽与世界50余国有政治或经贸等往来，但时断时续，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经商、传教、学习、做官的难见史书明确记载。而唐朝的对外开放则达到持续、全面、成熟阶段，这可以从大量的外国人在唐朝居住、经商、传教、学习、做官得到印证。据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公元9世纪70年代，在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等竟达12万之多。来华学习并在唐入仕的著名外国人有新罗的崔致远、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