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颇罗鼐（Polhanas），(1689-1747)，清代西藏贵族。西藏江孜人。本名琐南多结，曾为和硕特汗国末代汗王拉藏汗秘书。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准噶尔军进入拉萨推翻拉藏汗，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拉藏汗女婿）康济鼐出兵策应进藏清军，击退入侵的准噶尔军。清政府平乱后，以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仔本(审计官)，掌管财政。雍正五年(1727)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击。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清廷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颇罗鼐执政期间，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复各派寺院。雍正八年在拉萨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丹珠尔(论部)。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

颇罗鼐执政期间﹐实行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促进藏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他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复各派寺院。西藏“政教蕃盛，人物庶富，百姓安乐”，多次受到清政府嘉奖。雍正八年在拉萨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丹珠尔”(论部)。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十二年(1747)病故,享年58岁。

人物事件

抗击准噶尔的骚扰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清朝中央政府统治期间，在祖国的西北边疆不时地发生一些骚乱和分裂割据的叛乱事件，并使得在这一时期的藏族历史上呈现为多事之秋。

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派其堂弟策另敦多布等人率精兵六千袭扰西藏。“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和硕特蒙古拉藏汗调动部队进行防御和抵抗。在库堆一战，颇罗鼐身先士卒，毫不畏惧地冲向了敌阵。在围攻曲沛据守的阵地时，颇罗鼐与旗手一同勇敢地冲进敌阵，将军甫唐巴英勇献身。后与那个性情残暴的敌军老将都噶交战，颇罗鼐的脚负重伤，疼痛万分，几乎再不能坚持，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咬紧牙关，仍然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最终，颇罗鼐所率之部，还是未能阻止准噶尔军，准噶尔军占领拉萨后，西藏处于民不聊生的不安定之中。拉藏汗被杀，使得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宣布结束。颇罗鼐作为拉藏汗的追随者，被关进监牢，身受鞭打和审问，他始终表现坚强无畏，不折眉弯腰，具有英雄气节。

当康济鼐率领阿里地区的军民英勇抗击准噶尔军，颇罗鼐得知消息后，就及时送去千副马掌和书函，表示积极支持和帮助康济鼐，共同反击讨伐准噶尔。

在1718-1720年，清朝政府两次派兵平定准噶尔之乱。

为了策应清军，配合清军驱准，颇罗鼐率领后藏的部队向敌人进攻，他的部队“很快控制了根巴拉以上的地区。占领下的大小寨堡，全都光荣地插上穗带飘飘的旌旗”。当准噶尔军向阿里地区逃跑时，颇罗鼐“亲自率领人马追赶。后藏南部军队和阿克达、柯都玛噶等的蒙古及阿里军队，集结于香地的艾玛岗，在那里安营下寨。”严密监视准噶尔军在这一带的活动，积极动员藏族民众反抗准噶尔军，参加保家卫国的斗争，壮大驱逐准军的声威，推动了战局的顺利发展。

颇罗鼐还善于辞令，以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与清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积极维护统一大业的决心。他为鼓励士卒，慷慨激昂。 在传记中这样写到：“今圣文殊菩萨化身真命天子大皇帝，调动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前来剿灭万恶的准噶尔部，我们怎么不听从圣旨？”在这里，听从圣旨，就是服从清政府中央的指挥，与清中央步调一致，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表明了爱国主义者的心声。

经过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密切配合，1720年准噶尔势力终于被驱逐出藏。

1723年，青海湖畔的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颇罗鼐被派前往讨伐叛乱。颇罗鼐对抓获的俘虏以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耐心说服对方，消除敌对情绪，顺利将那霄六部归顺。很快地也将霍尔四部、上下仲巴、三穷布等二万余户，一起归附于清朝，圆满完成了任务。在严寒的冬季，人缺粮柴，马少草料。“刺骨的寒风刮到人的脸上，眼睛鼻子，滴水成冰，须髯凝着冰凌，肢节难伸难缩，”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颇罗鼐与军士共患难，从而激励了军士的战斗意志。再加上他大公无私，将所缴获的财物归于地方政府的仓库。他的举动“受到了钦差侍郎鄂赖与康济鼐的称赞，”并上报清中央，对作战有功的将士进行了奖励。

平息阿尔布巴事件

在旧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区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封建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1720年，清朝政府驱逐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后，决心加强在西藏的治理，废除了第巴总管政务的制度，设置了四噶伦来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就形成了以康济鼐为首的后藏贵族势力，颇罗鼐是后藏人，自然成为后藏势力的一员。前藏贵族阿尔布巴和隆布鼐等，依靠其强大的政治背景，达赖的父亲支持他们，“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他们因为有靠山，为了削弱后藏的势力，排挤康济鼐，当然康济鼐也在极大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推举噶伦的人选问题上就互不相让。阿尔布巴以贵族地位的显赫而看不起后藏贵族，双方为了争权夺利互不相容。 噶伦间“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于是在1727年终于发生了阿尔布巴杀害康济鼐的事件。

颇罗鼐为了报仇，带领后藏和阿里军队，积极组织民众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激战。颇罗鼐所率之部刚开始虽受到挫折，但他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利用对方大意、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使得双方战事形成了对峙的局面。颇罗鼐率领军队经过艰苦作战，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一次，卫区、塔工、霍尔蒙古各路兵丁与颇罗鼐率领的军队作战，刚开始，眼看颇罗鼐所率部溃不成军，颇罗鼐率领二十几个亲信，取过侍从手中的长矛，骑马猛冲敌阵，举刀挥矛，杀得对方死得死，伤得伤，落魄而逃。他的勇敢善战，吓得对方不寒而栗，他的英雄气概美名远扬。

颇罗鼐还具有灵活战术思想，在与敌军交战时，他命令军队向卫区、塔工军队的阵地放炮，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打得敌方乱作一团，隆布鼐和扎尔鼐吓得目瞪口呆，躲到了深深的战壕里。

颇罗鼐率部英勇奋战，将战线逐渐推向前藏，阿尔布巴节节败退，被迫率残部退守到了布达拉宫，想以达赖作为挡箭牌，阻止后藏军队的进攻。为了保证达赖的安全，三大寺的僧侣也要求不能围攻布达拉宫，经过与三大寺的代表协商，将达赖喇嘛和其父亲搬到了哲蚌寺，提出“不杀害他们”（即三噶伦）。当然，颇罗鼐也深知阿尔布巴之流的用意，就采取了在政治上不战而胜的战术，没有以武力相加解决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瓦解对方，军事上围困的办法。布达拉宫在藏族人民心中被视为神圣的殿堂，从17世纪中叶始就一直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因此，如果强攻布达拉宫，就会失去僧侣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他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战术，围而不攻，说明颇罗鼐在政治上是极有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