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一百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师范学堂及其后的师大师生在“五·四” 、“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弘文励教。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20余万优秀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以对祖国未来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为核心的“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历史事件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立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就厂甸五城学堂地方改建校舍，奏派陈问咸为监督。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其校址，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1952年前在和平门外的校址。而五城学堂则在原校址的东面另建校舍，校名改称五城中学，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前身。11月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学部大臣张之洞及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等均出席。张之洞发示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膺此重寄，期为他日之一师表云。张之洞不仅强调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以众星拱北斗，比喻京师优级师范是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带头雁，强调于国家“关系重大”，“膺此重寄”，希望不负重托，兴旺发达，光芒万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建制是撤销了，但它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北京师范大学，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不仅是我国高师院校的领头雁，而且是国内外知名的重要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正准备迎接百年校庆，同时为与时俱进，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她新近复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办学目标。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诸先贤，地下有知，当含笑日：吾道不孤。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作用

师范馆虽然前后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却是开篇之作，占有重要的地位。综而言之，可以引出以下的认识：

其一，师范馆办学严谨，成效卓著。王道元说：“师范馆前后有两期毕业生，在清末与民初，有不少风云人物，自然功过亦不相掩。自余作终身教育职务的，亦所在多有。”[6](‘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概况》)是平实之论。以第1期学生为例，足见其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例如，第1名毕业生廖道传，毕业当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归国后即出任广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3—1917年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校长。胡仁源，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03年奉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人才尤多。何育杰，1909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1940年中央研究院曾专门

设立“何育杰物理学纪念奖金”。王桐龄，1912年归国后一直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冯祖苟，归国后同样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与教育家。俞同奎，归国任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如果说，以上诸人是教育界的翘楚；那末，谷钟秀等人则多为政界名流。谷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张耀曾，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司法总长。吴景濂，同盟会员，曾任参议院议员、议长等职。一期毕业生中能涌现出如此多的英才，实属难能可贵。当然，师范馆两期毕业生中，更多的人是从事教职，他们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良多。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师范馆学生政治热情高涨，他们是京师大学堂学生爱国活动的主力军。这固然与其时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大背景有关，但是，也要看到，大学堂的主持人与教师，多是具爱国之思的志士仁人，其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不容忽视。管学大臣张百熙，重建京师大学堂，惨谈经营，意在教育救国。他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同情，实予默认和袒护。学生对此十分了解，故张在学生中声望素著。大学堂师生举行拒俄集会，首先登台演讲并令学生痛哭流涕，感奋不已的，正是教习范源廉。而林纾对师范馆学生的临别赠言，也正是以爱国敬业，谆谆善诱。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同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两所名校，她们显然都继承了以师范馆学生为中坚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的爱国传统。

其二，师范馆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影响深远。

首先，从教育理念看，师范馆的设立标志着国人已形成了愈加明确的师范教育的观念。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师范馆不仅是她的核心与基础，而且师范馆第一期毕业生，同时即是她的首届毕业生，这是耐人寻味钒“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它说明，师范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故张之洞说“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百年来，“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母机”，久已浸成了国人的共识。在确立了科教兴国国策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的教育传统，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教育体制上看，师范馆的设立意味着高初等师范教育构成了垂直完整的系统。而其后师范馆脱离大学堂，另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则标志着近代中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院校系统的确立。其后一百年来，尽管争论时起，但这相对独立的高师院校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却获得了蓬勃发展。这说明，此一体制符合国情，它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的大厦，对于中国百年来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最后，师范馆所设计的专业课程与教育课程混编的课程结构与教师养成范式，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百年来中国高师办学的基础与模式。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局限

固然，师范馆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学生年龄偏大，程度偏低(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许多人且未摆脱功名利禄封建思想的羁绊，师资队伍也不足，这些自然制约了师范馆的办学层次与质量。更主要的是，京师大学堂终究是由腐朽的清政府举办的，它坚持忠君卫道的办学方针，从根本上束缚了包括师范馆在内整个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论者认为，“其实质仍是一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学校。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重要的问题在于，师范馆终究是历史性的举，发凡起例，功不可没。俞同奎说：“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垦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个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8](四十六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对张百熙先生应作如是观，对由张先生手创的师范馆，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此外，虽然经百年发展，今天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目标，也意味着她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高师院校了。但是，由师范馆设立本身所彰显的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和教师专业化的历史大趋

势，却具有恒久的意义，值得我们在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深长思之和自觉把握。研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现实性意义，也正在于此。

历史地位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师范作为专门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构，最早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在中国，师范教育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首创南洋公学，特设的“师范院”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之始。因此，北京师大不仅是我国设立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其建设的过程也真实地记载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