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杨松，1907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一个贫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德秀，早年以教书为业，后到湖北督军公署任职，因同情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职，晚年蛰居武昌蛇山黄安学社，与董必武有深交。1

参加革命

杨松自幼聪慧好学，6岁入村塾读书，10岁随父到武昌进高师附小读书。当时，陈潭秋在该校任教，并以此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杨松通过父亲与董必武的关系，认识了陈潭秋，得到了他的直接培养和教育。

1921年，杨松考入武汉中学。这所学校是董必武、陈潭秋创建的，师生思想非常活跃。他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参加青年读书会，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同许多先进青年一道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湖北女师校长王式玉反对新思想的传播，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解聘老师，开除学生，引起女师学潮。在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杨松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声援女师。经过学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轰走了反动校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2年秋，杨松到武昌高师附中学习。二七罢工发生后，他在中共湖北区委的领导下，全力支持工人斗争。由于他积极勇敢，受到同学的信任，被推选为高师附中学生会的领导成员，曾参与组织支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队，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1924年春，在陈潭秋的帮助下，杨松和另外两位同学发起组织现代少年协社，团结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

五卅运动前夜，杨松在武汉加入了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的国民党，并参加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此时，他经常参加董必武、陈潭秋主持的会议。许之祯回忆说：“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经陈潭秋同志的介绍。这次会议上，他并没有多讲话，但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杨松参加领导各校学生罢课、演讲，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他和林彪等人代表湖北学生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从上海回来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汉学潮的领导，使得武昌高师附中的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湖北军阀对于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为大逆不道，强令解散高师附中。杨松被迫转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读书。这所学校也是中共党、团组织活动的地盘。杨松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学生中活动，在筹建学校国民党组织的过程中，联络了许多革命青年作为基层党部的骨干。1926年8月，杨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9月上旬，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后，又在武昌城下展开激战。为了配合北伐军攻城，杨松同陈潭秋一起在武昌开展活动：一方面在城内设立秘密联络点，策动敌军倒戈，破坏敌交通设施，布置群众迎接北伐军进城；一方面在城外指挥共青团员、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给北伐军运送弹药，构筑工事，抢救伤员，送茶送饭。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杨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兼任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还为董必武创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写了大量通讯和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揭发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报道国内外革命活动的消息，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当时，黄陂北乡土豪李旭亭鱼肉人民，被黄陂县党部及农民协会在汉口拘获。杨松立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披露此消息，历数李旭亭的十三条罪状，并指出：“如此罪大恶极之土豪，苟不严重惩办，一经出狱，岂但夏店五会人民难以活命，其他一切土豪劣绅无所忌惮矣。”这条消息引起黄陂县党部极大的重视，迅速将李旭亭枪毙了。1

部队发展

1927年2月底，经共青团中央介绍，杨松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不久，他在中山大学转为中共党员。杨松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继续留校深造，兼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和俄文翻译。

1934年后，日军加紧了对东北、华北的侵略，东北的斗争形势更加困难严峻。中共吉东局遭到破坏，部分山林队叛变投敌，日军连续进行大“讨伐”。在这关键时刻，杨松化名吴平，受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委派，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于1934年7月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回到东北。他首先到穆棱县，住在下城子区河西屯抗日老人姜结存家，开始筹建中共吉东特委。10月初，在姜家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吉东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共吉东临时特委，杨松任特委书记。会后，杨松化装成乡村医生，提着药匣子，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穿着长袍、布鞋，深入穆棱、宁安、密山、勃利、饶河等县工作。在密山县，他发现县委主要负责人不仅闹派争，而且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一是对上级党的文件不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常凭个人主观意志办事。当时，日本人在土龙山要缴照（地主土地归日本人收租）、缴枪、要姑娘，农民忍无可忍，起来暴动。地主谢文东也面临着被缴照、缴枪的威胁，因而也被卷进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行列。他们迫切要求抗日武装出兵支援，但县委负责人以谢文东是地主武装为由，拒不出兵。二是发展反日会会员条件过严，策反工作过急。共产党员胡伦打入伪军，工作很有成绩，由于县委负责人强令胡伦在伪军中发动哗变，致使胡伦过早暴露，策反工作受到损失。三是忽视保密工作，群众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及县委负责人姓名，若有一人叛变，县委就会遭到破坏。根据这些情况，杨松采取了果断措施，在密山哈达河子召开密山县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和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批评了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出了改组县委和加强反日武装部队领导等决议。会议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推荐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日军在我扩大会议之后不久，进行了一次大搜捕，由于措施及时，密山县委未遭破坏。

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刚建立时，部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既有共产党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还有亮山及王荫武领导的抗日山林队。一次，亮山及王荫武部联合缴了抗日义勇军某部的武装。抗日义勇军主张以牙还牙，攻打亮山及王荫武部，双方剑拔弩张。杨松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他一方面批评亮山、王荫武收缴抗日义勇军枪支的错误；一方面又做抗日义勇军的工作，给他们讲若以武力解决，正中了日军“以华制华、各个击破”毒计的道理。他要求李延禄给对方写信，告诉对方“只要不反共，缴掉的枪支就送给他们作为抗日的武器好了。如果愿意和我们建立抗日同盟关系，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亮山、王荫武接到李延禄的信后，派人来向李延禄道歉，并说：“本来我们在误会发生之后也考虑过，要是密山、穆棱河一带山林子里实在站不住脚，就要投降日本了。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的这个念头才打消了。以后，只要你们用得着我们，我们自然要尽力。”这样，他们都不记宿怨，又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为了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精神，1934年12月20日，杨松又主持召开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他指出：抗日斗争是艰苦的，日军的冬季大“讨伐”即将开始，必须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共同抗日救国。会议经过协商，发表了抗日联合宣言，并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会后，杨松又深入部队，帮助五军层层建立党团组织。通过各级党团组织的政治工作和党团员的模范作用，纠正了部队过去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更加增强了战斗力。

吉东地区抗日武装的统一和发展，威胁着日伪的统治。敌人为消灭抗日力量，在1934年冬至1935年初，对宁安地区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他们在战略上采取一部分兵力驻在交通要道，一部分兵力集中进攻我抗日武装；在经济上采取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大屯”、十家连坐的保甲制，以断绝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还进行分化宣传，提出“专打共产党，收降山林队”的口号。虽然日军的“讨伐”来势凶猛，但是，经过整编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抗日武装在杨松、李延禄、周保中的领导下，联合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攻击敌军薄弱环节，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从宁安、密山向额穆、穆棱、勃利、依兰等县发展，形成掎角之势，相互援救，牵制敌人兵力，并转而包围敌人的据点，袭击车站和小市镇，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反“讨伐”取得了很大胜利。

活动于密山、勃利一带的“小白龙”“打东洋”“义军”“西边好”等山林队，一方面反日抗日，同时又有绑票、抢老百姓马匹和衣物的行为，群众十分不满，称他们为“胡子”（土匪）。因此，有的人主张派部队去缴他们的械。杨松则主张采取帮助、改造的办法。他在李延禄部队工作期间，得知李延禄的游击队经常配合、增援“小白龙”山林队打击日军，因此两部交情很深。于是，他在向李延禄了解情况之后，便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小白龙”。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杨松了解到，“小白龙”原名苏衍仁，是一位很有正义感、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曾率领五六百人的山林队攻打过梨树镇，严惩了镇里的汉奸和地头蛇，他的身上还留有日军机枪打的伤疤。杨松对“小白龙”说：“你苏衍仁举义旗打日本，甚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负重伤仍然不悔，决心和日寇血战到底，这是为了什么？”

“小白龙”毫不迟疑地回答：“为的是赶走日本强盗，让东三省的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