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在提交的论文《论梁山泊“替天行道”》中，提出了“聚义不是起义”说，因为仅是一篇短文的一部分，所论是十分匆忙而且简单的。本文重拾那个未尽的话头，且命题为《再论聚义不是起义》。李卓吾先生言道：“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这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在小说研究方面的发挥。历经坎坷方有不平，多遭失意才得发愤。纵观中国小说史，实则是一部历代失意文人发愤所作之记录：他们或失意于科场，屡试不第。如蒲松龄，从小就热衷功名，并曾在十九岁时连考县、府、道三个第一，名声在外，无奈何，“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1]一生终老穷秀才。或家运多舛，盛极而衰。如曹雪芹，一生经历了家庭由显耀到衰微的过程，从早年的“锦衣纨裤”、“饫甘餍肥”到晚年的“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历经这许多变故之后，才在贫病交加中撰下《红楼梦》。

因失意才有所著，唯发愤才有所作，我国古代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因此常常耻于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创作，不署名或胡乱填上一个名字的现象是常见的，就这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作者问题的无头公案。然而，也正因为作者历经忧患，前程迍邅，也就有机会较多地接近了下层民众，反映在小说中也就有了不同程度的人民性。

尽管这样，由于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具体归结到本文的主题，便是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竟没有一个不持儒家的正统观，也没有一个不是敌视的。哪怕在公认较有进步意识的作品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中，在被评论界充分肯定的作家如蒲松龄、曹雪芹笔下，对农民起义也是一概否定的。

提示内容

先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着力塑造、极力赞赏的是作为汉室苗裔的刘备，作者盛赞他在剿灭黄巾起义中的作用，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场上开始树立这个英雄。自然而然，作为对立面的黄巾起义军，作者就只好寄予切齿之恨、无情责骂了。撇开具体的描写且不说，单在短短几页的叙述中，作为代称的贼、逆贼、众贼、贼众、妖贼、黄巾寇等等，那是随处可见的。

《聊斋志异》中也有涉及农民起义的地方，《庚娘》中不但骂李自成起义军为“流寇”，同时称颂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袁公、金大用：“流寇犯顺，袁有大勋；金以参机务，叙劳，授游击以归。”《素秋》则渲染了起义军的劣行：“闯贼反顺，村舍为墟。”有《白莲教》两篇，批判了白莲教起义参予者“左道惑众”，称领导者徐鸿儒为“白莲盗首”。《小二》则竭力赞赏白莲教头目小二的叛变行径。《邢子仪》对坚持斗争的白莲教壮士杨某予以彻底的否认。

曹雪芹自是古代作家中享誉最高的，他对农民起义也持敌视的态度。《红楼梦》中不但借贾政之口把“黄巾”、“赤眉”余部称之为“一干流贼余党”，被人称作封建叛逆的贾宝玉也骂他们为“流寇”。一篇“众人都大赞不止”的姽嫿词，一方面对黄巾、赤眉余部的继续斗争大加责骂，另一方面则对矢志要为被起义军杀掉的恒王复仇的林四娘极尽吹捧歌颂之能事。

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代小说家笔下，历代农民起义均被抽去了它的正义性与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均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与丑化。《水浒传》自然也无法突破这一局限性，贼兵、贼将、反贼、贼人、贼军、贼臣、贼道、强贼、叛军、奸徒、贼阵、贼势等等也便反复出现对田虎、王庆、方腊起义的有关描写中，毫不隐瞒地亮出了创作者们对农民起义所特有的憎恶、仇视的思想感情。但是，对宋江及梁山好汉则相反，作者为他们塑下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描写中流露出由衷的感佩。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带着问题去阅读《水浒传》，心中的疑团也不难逐渐冰释。作者其实早就抽出了历史上宋江农民起义的实质，给宋江等梁山好汉戴上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的桂冠。即是说，作者并没把宋江等梁山好汉的故事当作起义来敷演，而是巧妙地换了一个字，改起义为聚义。聚义者，集结忠臣义士之谓也。可不要小看了这一字之差，在封建文人的笔下，这两者的描写也是完全相反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水浒传》关于宋江等梁山英雄的描写，对照田虎、王庆、方腊等的相应内容，看看聚义与起义的本质区别。

《水浒传》的作者确实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他也完全明白中国人传统的欣赏习惯，于是，便紧紧地扣住了忠、孝、节、义这四大内容，塑造出正反两个方面的形象，从而构成鲜明的对比：宋江及其梁山聚义的弟兄，无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田虎、王庆、方腊这些高举义旗的叛逆，一个个都成了流氓无赖。

大家都清楚，所谓忠，其标准即是指对帝王的态度。宋江及梁山聚义的英雄们对此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那就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2]。

在北宋末期那样一个“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的社会环境中，既有耿耿忠心，又有奇能在身的梁山英雄们是绝对没有晋身机会的。因为当权的奸佞太害怕，既怕英雄们的忠心更衬出他们的奸，或者洞察他们的奸，又怕英雄们一旦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衬出他们的无能，怕他们被取而代之。他们因此对天下忠臣义士极尽刁难陷害之能事，英雄们一个个走投无路了，这才聚义于梁山泊。就这样，相对于朝廷，也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廊庙上奸佞荟萃，水泊中忠良云集。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权借水泊梁山为朝廷保存了一大批忠臣义土，关键时候让他们报效朝廷。这些听任作者摆布的英雄们，心在水泊，心怀朝廷，屡遭缧绁，还念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不可不谓忠之至也！

田虎、王庆、方腊却是作为祸国殃民的叛逆出现《水浒传》中的，举凡脸谱化奸佞所具有的一切劣根性，他们莫不全具备。自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对皇帝的不忠，妄图夺取大宋江山。比较宋江等梁山好汉，本文且略举两点为证。

其一，聚义英雄尽管势力强大，所向披靡，却没有做皇帝的野心，108条好汉一律称头领，上下俱行兄弟之礼，而没有君臣之别。田、王、方三位可不同，田虎“称为晋王”，王庆“自称楚王”，方腊“自为国王”，并模仿赵宋王朝，纷纷建宫殿，且“伪设文武官僚，内相外将，图霸一方”。

其二，军事行动的目的不同。宋江等聚义梁山泊，虽也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每一次均属事出有因，并非有意与朝廷对抗。为救英雄豪杰，赤忱弟兄，他们打了江州、高唐州、青州、华山、大名府。为了反击挑衅，他们才攻了祝家庄、曾头市、东平、东昌。为了对抗进攻的官军，他们才大破连环马、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在这些战斗中，他们均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他们却从不考虑扩大根据地，不占据任何一处攻克的地方。即是说，他们只满足于拥有一块暂时的栖息之处。田、王、方三位又不同。田虎“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王庆“占了八座军州”，“所属州县，共八十六处”；方腊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占有“八州二十五县”。他们是准备得寸进尺，逐步蚕食整个大宋江山的。

再说“孝”，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孝”可是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孝”因此也是一切社会伦理规范的渊源。宋江等梁山聚义英雄都是“于家大孝”的。比较集中描写的第四十二回所提供的三组镜头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镜头一：宋江被救上梁山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且不顾刚刚大闹江州之大忌，“坚执要行”，“若为父亲，死而无怨”，独自一人奔回故里。

镜头二：晁盖设宴“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何”，急着要“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